科研机构去行政化后该如何运作

长期以来，科研机构包括学者自身的行政级别一直受到学术界的诟病，也有包括南方科技大学等进行去行政化的探索。现在，大学研究所等科研机构的去行政化已经进入三中全会的决议，显然会有实质性的操作。现在既然把科研机构去行政化提到了改革日程，那么去行政化到底如何操作就是一个重要问题了。

行政化管理是中国过去科研机构采用的常规模式，这种模式下，中国的科研机构都是有行政级别的，例如省级、部级、厅级之类，虽然有一类二类本科院校水平的区分，有985、211等国家资助强度的区别，但行政级别和行政权归属一直是中国科研机构的特征。这种行政化模式在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也曾经发挥了正面作用，例如早期给教授相应行政级别对应从客观上起到尊重知识和人才的效果，至少过去的模式也是带动中国科研学术机构发展到国际级规模（不是水平），我们的科研人员规模，学术发表和专利申请的规模都已经达到国际大国的行列，甚至有人估计我们迟早在各类指标的规模上进入世界第一。

数量虽然是质量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但数量不等于必然的质量提高，这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即使没有规模的学术研究也可以偶然出现重大的创新，因为科学发展的特点是具有不确定性。因此重点发展数量在战略上有一定意义，在战术上就完全是不可行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创新性研究往往无法进行计划，行政干预在科研上往往是负面效应。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一定是看到这些弊端，在关键的历史时刻，果断对这种不适合科研规律的模式进行改革。确实十分鼓舞人心。

去行政化既然已经必然的改革方向，那么去行政化后的科研机构将如何管理，如何生存发展是各个科研机构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个人理解，去行政化将有两个方面的重要问题需要认识，一个是去行政化后的管理模式问题，另一个是科研机构的发展模式问题。

本质上，从管理模式就是要解决谁说了算问题。去行政化绝对不是去管理化，没有了行政级别的学术科研机构由谁管理，如何管理将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没有国家的行政级别不等于没有机构内部的行政级别，仍会有校长、院长和系里的行政管理机构和人员。只不过这些人员的任命不是由行政命令确认，而是由选举，聘任等方式取代。由过去的管理转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服务。其实过去行政机构所以能管理，一方面是行政级别的因素，另一个最大的因素是一线科研人员无法在经济上给行政人员提供多少资源支持。相反，行政人员可以利用各种资源给一线人员支持。比如你申请项目，有行政级别的科研人员往往有更多信息和机会。这必然导致许多科研人员去追求获得各种行政级别，来达到获取更多学术资源的目的。有一个简单的例子，美国大学的学者地位其实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获得科研项目的能力，另一个是发表论文的水平，其中项目经费更具有决定性。大家一直都比较反对用经费项目评价学者，其实在美国更加严重。其中的根本原因是，美国许多大学的学院管理人员的工资和行政费用，基本上全部来自于教授项目，当然这种经费是各种项目的配套。例如一个教授获得NIH一百万经费，NIH将按照40%（不一定准确）匹配给该学校作为管理费用，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大学的行政人员完全是依靠教授们来养活。而我们的许多项目经费，尽管有一定比例的管理费用，但都是水电房等基本消耗，没有任何用于行政人员工作的费用，甚至有一些省级项目，明确规定学校要按照比例匹配，因为学校拥有这个能力。那么理论上，你申请的项目越多，学校给你的支持越大，这样大的区别，那些人在学校内话语权更大就是必然的了。

有的人将大学去行政化等同于教授治学和教授治校，这也不一定就正确，教授治学从来都没有疑义，但教授治校就不一定正确，国外许多著名的大学也不一定就是教授作为校长，管理和教学科研等不是一个事情，学问做的好不一定可以作好管理者，因此教授治校和去行政化不能等同。只要可以提高教授们，也包括其他教学人员和学生在教学工作中的主体和主导作用，行政管理只作好服务工作，去行政化才真正可以落实。

发展问题本质上就是谁给钱的问题。或者说那些人可给单位发展带来资源。去行政化的根本目的必须是释放科研机构的自身能动性，促进中国科技的整体发展速度，绝不能因为去行政化导致科研单位发展限制。这个问题和管理问题也紧密关系，上面一些情况就不赘述了。国外的大学经费来源主要是四类，一是来自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拨款，这是来自纳税人的钱，用与教育和科研是必然的。特别是大学获得教育经费，更是主要来自这里。另一类是来自各类捐款，这些钱最常见的情况是来自慈善机构、学会团体、和本学校校友。第三类是科研人员获得的各类研究经费，学者自己拿经费干活，同时给学校创造管理经费。第四类是来自学费的收入。我们将来的科研机构从那里要钱，怎么挣钱将是决定一个学校可否顺利发展的关键。个人觉得去行政化后，那些人可以作为学校等科研机构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如何动员各种资源将是决定这个机构发展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