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和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共同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着重研究了国际环境下的英国人文和社会科学发展问题，其结论非常明确：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的绿色开放获取建议（即研究成果可通过数据库访问）得到批准。而英国研究理事会则认为这种做法是不现实的，“将严重危害英国人文科学研究的国际地位。”
该报告提供了国际上关于开放获取做法的数据，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时机，让我们对此进行一些反思。
我们不妨先把这个报告的重点放在英国研究的“国际地位”和“国际业务”上。需要提醒的是，有关开放获取的辩论有时基于一个假设共享的定义展开，但是这种定义可能并不存在。
例如，当我们谈论研究的“国际地位”“辐射和影响”时，它们有什么指标支持吗？要知道，不同主体在辩论中对术语的使用并不同：对传统主义者和开放存疑论者来说，国际地位高低主要参考的是同行评议；对于开放获取行为的鼓吹者、资助者来说，除了在线之外的任何方式都会限制传播行为。这些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
考虑所谓英国人文学科研究的国际地位，实际上是在担心网络共享后，研究成果不再出现在受学者重视的传统期刊上。如此，英国以外的研究团体可能会看不到英国的研究。
按照这种逻辑，又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首先，如果仅改变出版媒体，研究地位就大受损伤，那么英国人文研究的国际地位真的有通常认为的那么重要吗？其次，似乎有一个现象已经对人文学科造成了更大的损害——人文研究正在被人们所忽视。
如今，人文研究似乎只存在于期刊上，而且只有学术图书馆在订阅这些期刊，期刊方面却声称这是在建立和维护专业声誉。然而，这种做法并没有显示出想要教育民众的愿望。如果继续把学术成果以最传统的方式发布，整个学科可能会失去更广泛的公众尊重，因为公众无法了解这些研究。
然而，对资助者来说，通过开放获取的做法可以实现最大可能的辐射和影响，因为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访问材料，只需要通过互联网。
数字出版商迈克尔·巴斯卡在他最近出版的新书中提到，出版的三重功能是“过滤”“框架”和“放大”。全球许多学术出版物在过滤（同行评议筛选）和框架（提供文本情境）两方面都做得很好。它们也善于放大影响，但这种影响只针对那些学术机构的订阅用户以及有权力的人。而在学者的个人层面上，他们的职业生涯其实也需要这样的认可。
这就要求我们改变奖励制度。而这正是英国资助委员会所做的：改变奖励的结构，使之更有利于那些愿意通过互联网放大他们的工作的人。
英国应该为此感到骄傲，她正在领导一种通往未来的道路。到那时，学者的成果会被那些有付费能力的订阅用户阅读和尊重，没有付费能力的人同样可以阅读并尊重学者的研究结果，这两种情况不会有任何冲突。
（作者系英国林肯大学教师，本报记者韩琨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