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研究人员申请到一个100万美元的NSF基金项目，但最终他可能只拿到了60%的钱。
去年，斯坦福大学收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3.58亿美元的生物医学研究经费。其中，大部分资金被直接用于尖端项目研究，这使得斯坦福大学成为NIH基金的最大赢家之一。
不过，在学校收到的每1美元科研经费中，会有31美分被用来为吸引力没有那么强的研究支出买单：大约15美分用于行政支持，7美分用于操作和维护设备，1美分花在仪器上，两美分用于图书馆，剩下部分会用作其他支出。
管理费用靠协商
2013年，NIH下拨57亿多美元覆盖这些科研中的“间接成本”，约占向全球研究机构发放的225亿美元经费的四分之一。不过，这些钱不是被平均分配下去，而是由研究机构和政府当局协商单独的费用比例。
《自然》杂志得到的数据显示，协商结果并不一致：在大学里，该费用比例从20%到85%不等；在医院和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中，比例范围则更加广泛。2013年最高的协商比例达到103%，出现于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生物医学研究院。不过，该机构于同年破产并关闭。
科研机构的协商比例
教职员工经常会愤慨于高额的管理费用，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开支吞掉了原本可用于科学研究的NIH部分预算。同时，关于这笔钱是如何被花掉的也缺乏透明性，这很容易让人生疑。“有时教职人员会感觉自己处于科罗拉多河的尽头。所有的水在汇入江河前早已被分流殆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气候学家Joel Norris表示。
《自然》杂志将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提供的间接成本协商比例，同RePORTER项目数据库列出的拨给600多家医院、非营利性研究机构和高校的实际资金作了比较。
RePORTER全名为“研究投资组合在线报告工具箱”，是一个关于NIH资助情况的公开数据库。分析显示，通常情况下研究机构收到的经费远低于其协商的比例，而这要归咎于限制它们可以花哪部分钱以及花多少钱的诸多条件。行政管理人员表示，这些条件使得它们偿还用于基础设施的经费难上加难。
与此同时，新的行政条例规定高校必须增加开支，即使联邦和州政府用于科研的资助正在减少。很多人还在担心，协商的过程会让高校将钱大肆用于兴建大楼和扩张臃肿的行政机构。“现有体系存在不恰当之处，很容易造成开支浪费。”俄亥俄大学经济学家Richard Vedder表示。
全球各不相同
对于管理费用的补偿，各国的处理方式不尽相同。英国基于单个项目估算间接成本，而日本将协商比例统一规定为30%。去年，令很多研究机构失望的是，欧盟宣布放弃协商费用比例的做法，为其“地平线2020”资助项目中的所有基金获得者统一规定了25%的比例。
美国相对较高的管理费用补偿引发各种嫉妒，当然有时也会引起争议。大约20年前，政府审计员发现，斯坦福大学利用间接支出资金支付其停泊在旧金山湾22米长游艇的折旧费用以及用于购买校长住所的装饰用品，包括一个价值1200美元的衣柜。
很快，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在内的其他高校，纠正了担心会被认定为不恰当的管理费用支出。然而，覆水难收。政府颁布了新的规定，严令禁止将补偿的管理费用于购买房屋和支付个人生活开支，并规定行政支出所占比例最高不得超过26%，尽管这只是针对高校。
虽然对高校进行了详细审查，但它们并未在《自然》杂志收集的关于协商比例的数据图表中位居榜首。间接成本协商比例超过70%的高校几乎没有。加州大学摩萨德分校主管科研的副校长Samuel Traina表示，如果高校将该比例定得太高，很可能会面临教职员工的强烈抗议。
不过，对于非营利性研究机构来说，这样的门槛似乎并不存在。在《自然》杂志获取数据的198家机构中，有四分之一的协商比例超过70%，14家达到或超过90%。这意味着它们的间接成本几乎等于其直接获得的研究资助。
同时，在对RePORTER信息库中间接成本协商比例进行比较时，《自然》杂志发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地方。比如，很多小型研究机构会与NIH协商一个临时性比例，随后再根据实际的管理费用支出进行调整。因此，RePORTER中的一些资助项目最终补偿比例超过了协商的数值。每年年中对协商比例的调整，也会导致《自然》杂志所获数据与RePORTER所给比例之间出现不一致。
不过，总体而言，这些数据证实了管理者的说法：他们真正获得的间接成本补偿通常远低于协商的比例。一般情况下，平均协商比例为53%，而实际补偿比例为34%。
一直关注高校财务问题的政府关系理事会（COGR）会长Tony DeCrappeo表示，这种差额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NIH对一些资助项目和开支设置的上限。例如，一些培训资助项目的间接成本不能超过8%。同时，NIH对会议资助、奖学金或基建项目并不提供相应的补偿费用，并对具体种类如与利用基因微阵列相关的研究支出进行了限制。
期待过程更透明
DeCrappeo强调，即使高校按协商比例收到全额管理费用，仍会少于用来支撑科研的实际成本。在斯坦福大学丑闻发生后，对行政支出设置的上限一直保持不变，即使行政负担越来越重。COGR成员认为，它们的实际支出要比目前的上限高出约5%。剩下的费用不得不通过其他收入弥补，诸如学费、捐款和捐赠。
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研究科技政策的专家Barry Bozeman认为，最好的解决之道并不在于提高上限，而是通过废除那些只是在浪费时间和钱财的行政规章和制度来削减支出。“科研中的官僚主义在高校中不断膨胀，而这付出了昂贵的代价。”Bozeman表示，这种膨胀在基金申请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30年前，与基金申请相关的行政要求相对较少；而现在，研究提案中关于未来将如何做以及为何项目重要的实际内容只占提交材料的一小部分。”
作为日渐增长的官僚主义的一个例证，DeCrappeo介绍说，在1989年COGR开始为其成员提供基金申请规章需求方面的指导时，一份文件只有20页长，而现在能达到127页。Bozeman则表示，在申请基金项目时，他不得不填写各种与照顾实验动物相关的表格，尽管他从未使用过动物。
规章制度方面的负担对于医学院来说尤为沉重，因为它们必须遵守有关人体试验、隐私保护、商业利益冲突和其他方面的规定。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医学院协会表示，其70个成员单位在执行今年开始生效的利益冲突报告指南时共花费了2260万美元。
其他资助者对管理费补偿也作出了严格限制。例如，美国农业部将很多项目的间接成本补偿比例上限设为30%，而一些慈善组织甚至不会补偿管理费。最终，一些机构并不愿意让研究人员申请这些基金，这又在教职员工和行政管理人员之间增添了新的矛盾来源。
位于纽约的豪普特曼·伍德沃德医学研究所所长Eaton Lattman表示，联邦资助日趋紧缩的预算和日益激烈的竞争，意味着教职员工对任何可能影响他们所获资助数额的事情都异常敏感。他介绍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受助者尤为愤慨，因为NSF会按照联邦政府的协商比例，从发放的全部资金中拨出部分用来支付间接成本。
换句话说，如果研究人员得知自己申请到一个100万美元的NSF基金项目，但最终他可能只拿到了60%的钱。与此相反，NIH会将100万美元全额发放给教职员工，然后将间接成本单独补偿给学校。
尽管用于间接成本的支出不菲，但NIH官员表示，NIH预算中用来支付管理费的部分在过去20多年间一直保持稳定。2013年，美国政府问责局曾在一份报告中警告称，间接成本在NIH研究预算中所占比例不断增加。不过，NIH对此进行了反驳，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DeCrappeo希望即将在12月份生效的规章制度，可以遏制对间接成本比例设置上限做法的扩散。这些规章要求NIH等资助机构对管理费补偿机制设置任何新的上限时，必须得到所在机构负责人的批准。同时，如果有所调整，也须进行公开论证。DeCrappeo说，这将会使整个操作过程更加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