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一本”“二本”的划分，还是“985工程”“211工程”的区别，其实质都是对高校的一种行政式“分层”。当前人们都在反对高校的同质化倾向，但在很大程度上，目前的分层政策是事与愿违的。
评价一所大学“档次”高低的标准有哪些？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或许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所大学是一本还是二本，属不属于“985工程”或“211工程”。然而就在最近，这两个最为人熟知的标准都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动摇”。
先是在本月初，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对媒体表示，上海市计划在2016年取消“一本”“二本”院校之分，逐步将填志愿的方式从以学校为本改为以专业为本；之后不久，关于“教育部要取消‘985工程’‘211工程’”的传闻甚嚣尘上，虽然教育部很快给予了否认，但对于这两大工程是否该继续的讨论却并没有因此停止。
应该说，无论是“一本”“二本”的划分，还是“985工程”“211工程”的区别，其实质都是对高校的一种行政式“分层”。虽然公众对这种分层早已熟知并接受，但并不阻碍我们讨论这样的分层真的合理吗？
疑问一：普遍吗？
只要对国内的高等教育稍加留意，我们就不难找到“985工程”和“211工程”出现的原因：上世纪90年代初，中央提出要面向21世纪办好100所重点大学，“211工程”由此而来。而1998年5月4日，江泽民同志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讲话，则直接催生了“985工程”。
相比前两者，对高校进行“一本”“二本”划分的时间要稍微早一点。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介绍，早在上世纪50年代，针对“大跃进”后高校的良莠不齐，当时就已经有了所谓“重点大学”的说法。而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大批专科学校升格为本科，为方便考生报考，“一本”“二本”的说法开始出现。
“一本相当于原来历史较长的学校，二本一般是上世纪80年代到2000年前后升本的专科。”储朝晖说。
那么，在国际范围内，这种对于学校层级的划分，究竟是一种惯例，还是一种“中国特色”呢？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侯定凯表示，国外高校也会有不同的“层次”，但这些层次的划分，主要是基于学校已有的现状、博士点数量、对科研或教学的侧重以及学校规模等，是一种基于结果的“约定俗成”。相比之下，国内不论是哪种分层方式，其依据基本都来自于行政力量的推动。
“国外虽然也有根据办学水平（科研或教学）提供差异化资助的情况，但不会从政府的角度，给高校一个官方的地位框定。”侯定凯说。
“正常的分层要完全靠学术能力。”采访中，储朝晖以香港科技大学为例，如果按照政府式分层，只有20多年历史的香港科大是不可能超过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老字辈”的。但如果按学术能力衡量，香港科大至少超越了香港理工，很多学科也能与香港大学一比高低。这就是两者的不同。
疑问二：合理吗？
中国式的高校分层体制虽然在国际上并不通用，但并不能据此就对这一制度的合理性作出明确的判断。那么，就这种等级划分产生的实际影响来看，这一制度究竟合理吗？
让时间回到4年前的2010年。
当年，基于我国赴英国留学生申请量剧增，英国高校对中国学生的申请条件“普涨”，要求“中国前100名的高校”成为研究生入学的门槛。而对于“前100名”的标准，主要看学生的本科学校是否属于“211工程”“985工程”高校。
这则消息让上海师范大学原校长、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理事长杨德广极为愤怒。在为本报撰写的评论中，他疾呼：“取消高校等级制势在必行。”至于原因，他提到这种行政式的等级划分既是对低等级高校的一种歧视，也必将加剧应试教育之风。
“把学校分成了等级，就意味着把培养出来的人才分成了等级，这必将严重挫伤一般高校及其学生的积极性和感情。许多学生把考取名校、重点大学作为唯一的奋斗目标，这就造成其不惜一切代价拼命追求高分成为考试机器。”杨德广说。
事实上，对于目前高校分层制度的合理性，持否定态度的远不止杨德广一人。
“从政府角度看，推行类似‘985工程’之类的分层制度，其侧重点还是想找一些拔尖高校，通过不同项目支持，使其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但单靠这种行政力量，要想达到这一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储朝晖说。
据介绍，曾经日本政府也有过类似的想法，通过政府力量将某些日本大学推到世界前沿，但很快他们便发现这条路子走不通。“政府力量可以把一所大学推到国内前沿，但这种模式催生的‘世界名校’是很难在国际上真正立足的。”储朝晖说，于是在2004年，日本政府下决心进行高校法人化治理。“这条经验对中国的大学同样适用。”
对此，侯定凯则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分析。
“当前人们都在反对高校的同质化倾向，但在很大程度上，目前的分层政策是事与愿违的。”他说，分层本身是要实现差异化发展，但由于人为政策的引导，人们已经将某些“高层级”高校当成了某种模式和标准。“只有跻身更高的地位才能获得更多资源。于是，大家都奔着‘211工程’标准去办学。而这些所谓‘标准’有时又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在进行项目评判时，学生培养质量往往并不是硬杠杠，学科是否齐全则更具参考性。于是，为了向标准看齐，某些本来学科特色明显的高校，也开始追求“大而全”。
“总之，在现有分层模式下，一些好大学反而成为大家追求的‘模式’。毕竟模仿比创新容易得多。”侯定凯说。
疑问三：取消吗？
既然现行体制有如此多的问题，那么是否就应该直接取消呢？
事实上，就在杨德广发文痛斥高校等级制度的同一年，“第六届世界华人论坛”在广州举行。在此次论坛上，与会海外专家以委员会的名义，集体建议政府促进高校公平竞争，取消“985工程”和“211工程”，以保证高等教育的公平。
但业已形成多年的高校层级体系，真的可以一消了之吗？
就在教育部出面否认取消“985工程”和“211工程”高校传闻后不久，有不愿透露姓名的教育界人士就向记者表示，问题其实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对两大工程的调整是必然的，但教育部主管部门并没有权力作出废除两大工程的决定。”他说，入选两大工程的高校想维护既得利益，想改变的只是“圈外”的高校，这其中有着深刻的矛盾，更不是一个可以贸然解决的问题。
在一篇评论中，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认为，“985工程”和“211工程”只是国家的一种“教育工程”，结束之后也就“完工”了。因此，之前网传的所谓“废除”之说，很可能是不再开展新项目，并不是要废除整个行动计划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的战略。
一项政策的出台要慎重，废除则更要谨慎。
“就像一个社会一样，当我们已经适应了一种社会结构后，贸然地改变之前的结构，很可能会造成社会成员的不适应。”储朝晖说，因此我们需要的是逐步淡化原有层级，而这种淡化应该是在基本维持“圈内高校”利益的同时，加大对“圈外”高校的扶植，使两者之间的差距自然缩小。
换言之，即在“圈内”不再进行加法，而将政策的红利更多投向其他高校。
采访中，侯定凯同样反对直接取消业已形成的层级制度。在他看来，目前由行政主导的层级制度，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不同层级之间缺乏流动性，进而产生对高校地位的固化。
因此，在现阶段，如何增加其流动性或许更加现实。“以‘985工程’为例，目前的入选高校都是终身制的，是否可以探索一套可行的退出机制，同时根据不同的办学定位，给不同类型高校（如教学型、民办、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以脱颖而出、成就卓越的机会？这种更柔性化的改革或许要更符合实际。”
声音
强化分类 淡化分层
此次公众对于取消“985工程”和“211工程”的热议，其源头在于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院士的一次讲话。虽然教育部已经对此否认，但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张尧学依然表示，目前形成的高校层级化应该有所淡化。
“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不一样，除了人才培养外，高等教育还承担着基础研究、为社会服务，以及对人类文明文化进行传承、创造的使命。”张尧学说，从这个角度说，所有高校都去承担同样的功能，显然不太合适。因此，强化不同高校间的分类是应该的，但对高校行政化的分层则不一样。
但需要注意的是，目前高校分层现象出现的原因其实是很复杂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自身的文化和历史。”张尧学说，此前公众一提到高校行政化，很容易想到高校自身层面。事实上，高校最大的行政化不是来自于自身，而是来自于社会，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和系统问题，很多方面并不是高校凭自身能力就能够解决的。“高校也想凭借最初的设想办学，但存在一种力量迫使你的学校成为另一个样子，这是实际情况。”
具体到高校分层的问题上，张尧学坦言，这中间掺杂着历史、文化原因，同时也是中国社会长期发展的结果。“政府、学校和社会在一起帮助学校定位到某个层面上。这就像清华、北大目前所处的位置也不是某一种力量促成的。”
张尧学呼吁，今后的高等教育改革要弱化这一趋势，让高校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同时，通过发挥政策的导向功能，使高校间产生更多合理的合作和竞争，让高校赢得更充分的表现机会。
“总之，对于高校而言，要加强分类，淡化分层。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张尧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