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然出版集团及帕尔格雷夫 大中华区 开放研究总监 Ed Gerstner；自然出版集团及帕尔格雷夫 开放研究战略总监 Carrie Calder
十一年前的这一周，几家科研机构和学术出版社共同在柏林提出了后来被称为“开放获取运动”的基本原则，并由此形成了《关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资源开放获取的柏林宣言》（Berlin Declaration on Open Access to Knowledge in the Science and Humanities，简称《柏林宣言》）。该宣言主张，学术研究的成果应免费提供给所有人，“在尊重原作者的前提下，可出于合理目的，借助任何数字媒体进行公开复制、使用、散发、传播和展示，并制作和散发其衍生品”。
中国科学院是最早签署宣言的机构之一。目前，全球近五百家机构已签署了该宣言。不过这仅仅从表面上揭示了加大学术成果的开放所带来的一些表面机遇，例如让更多的人通过更多渠道获取更多科研著作。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好处，开放获取的基本原则还意味着它有可能让人们做研究的方式发生变革。这些机遇与中国尤为相关。
开放获取可能带来的各种好处毋庸置疑。公开交换观点和想法恰是科学探索的核心所在。科学成果的交流越自由，才能更快地推动科学进步。然而，获益者并非只有科学家。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PubMed数据库每天发生的4多万次搜索中，有大约40%都来自于公众。提高公众科学素养，不仅能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应对这个日益纷繁复杂的世界，也有助于科研本身获得公众在道义和资金上的支持。
目前，科研文章数量每年都在逐步增长。这应当是件好事，因为更多的科研成果意味着更多的知识和更大的进步。但问题是，图书馆的相关预算或许不大好解决。也就是说，图书馆供给科学家和学者的科研著作数量会日益衰减。而开放获取从订阅付费转向发表付费，则有望克服这一挑战。
作者也会由于读者群和影响力的增加而获益。英国公司Research Information Network对Nature Communications《自然通讯》上发表的论文进行的独立调查发现，开放获取论文的浏览量往往三倍于仅面向订阅者的论文，引用频次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科研论文一经发表就实施开放获取，会产生令人惊讶的影响力，尤其是公众特别感兴趣的研究论文。一个明显的例证是：《科学报告》发表过一项关于福岛核事故对酢浆灰蝶的生物学影响的研究，发表后第一个月就获得了25万次的浏览量。
中国科研人员很早就意识到这种影响力。《自然-通讯》在2010年创刊时为混合型期刊，让作者自由选择开放获取或订阅形式发表论文。从那时起，选择开放获取的中国科学家就一直多于世界其它地方。今年五月，李克强总理也指出：“科学知识的开放获取和青年科技人才培养，这契合现实需求、符合未来方向。”
而且，论文若以开放获取形式发表，其影响力并非只局限于其所在的学科领域。有人反对扩大开放获取的理由之一是多数专家已订阅了自己所需的专业文献。如果论文针对的是某一狭窄研究领域，这种说法或许是对的。但人类当今所面临的污染、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等问题，有可能需要不同学科的合作与互动才能找到解决办法。因此，所谓的专业文献不是仅供给专家的，而是提供给所有人，这一点越来越重要。
开放获取的益处这么多，但为什么没成为一个新的出版常规呢？部分原因或许是由于发表论文的资金分配问题。以开放获取形式发表论文通常要支付费用，即“论文处理费”，用以担负同行评议管理、论文编辑、制作、市场宣传和传播等费用。而同一篇论文，如发表在订阅类期刊，通常免费或尽量向作者少收取费用，因为以上费用是由订阅者承担的。
对于《自然》、《科学》等具有最高影响因子的期刊而言，采用订阅模式可能仍然是最公平的。避免“一刀切”很重要。多样化是好事，我们必须继续支持科学家们，为他们提供多种选择，满足其事业发展中的不同需求。但其它大多数期刊，采用开放获取出版模式与采用传统的订阅模式一样具有可持续性。
自然出版集团最近对论文作者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47%的中国研究人员在决定论文投稿去向时，会以期刊的声誉作为最重要的考量因素。另有16%的作者则告诉我们说，他们想去投稿的期刊根本就没有提供开放获取的选择。
我们认为，开放获取在确保科学成果更广泛的传播及推动科学进步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我们需要有一份最高水平、完全开放获取的期刊。这也是《自然-通讯》决定对今年10月20日之后的投稿实施全面开放获取的原因之一。该刊的影响因子在多学科类期刊中排名第三，这一最新举措将使之成为影响力最高的全开放获取期刊。
但开放获取不应仅局限于传统的科研论文。五十年前，几个科学家只研究为数不多的数据，就能让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突飞猛进。例如，报告DNA结构这一发现的论文仅有James Watson和Francis Crick两名作者，而且只展示了一幅双螺旋结构的简单手绘图。今天，少量科研人员仍有可能带来重要见解，但有些科学进展，如破解人类基因图谱或发现希格斯玻色子，则需要全球数以千计的科研人员共同努力去研究几乎不计其数的数据才行。
在“大数据”时代，提升科学家的协作方式至关重要。事实上，万维网就是粒子物理学家为了在国际间分享数据而发明的。针对一个问题有更多的观点不仅提升源于这种协作的学科，还能增加引用量。
Jonathan Adams最近在分析了美国和英国的相关数据后发现，有国际协作的论文，其引用量远高于仅由本土作者撰写的论文（平均来看，原创于英国的国际论文的引用频次要比英国本土论文多40%）。
开放数据也不必局限于大数据。许多研究机构都会以更小的规模产生多得多的数据。不过，这些由科学家生成的数据大多锁藏于日志或计算机磁盘之中。只有一小部分发表在传统的科研论文。我们希望看到这一未充分利用的资源能开放出来，与众人分享。试想一下，如果中国为数众多的博士们能获得所期望的全部数据，其获得的科学知识该有多少。这其中的潜在价值十分惊人。
要抓住这些机遇，我们就必须对开放的数据和发表的论文一视同仁。要让开放的数据有影响力，我们就必须清楚它们代表什么以及如何生成的。我们必须进行同行评审，必须让其他科学家能容易地发现它们。
而且，还必须有一个机制让生成这些数据的科学家获得适当认可。这也是我们最近推出Scientific Data的原因。这种“数据类期刊”主要发表经同行评审的开放数据集的描述，由此让开放的数据得到与高质量期刊相同的对待，而且执行同样严格的标准。
现在，研究机构、政府部门、拨款机构和科研人员所要做的就是继续保持发展势头，让科研成果更加开放。随着开放获取延伸到数据层面，科研人员、出版社和科研机构必须继续推广和展示开放获取的价值。在自然出版集团最近一个论文作者调查中，有些作者说自己从没有以开放获取形式发表过论文，其中有18%的中国作者甚至说自己不知道开放获取这种出版模式。
此外，应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支持科研的开放获取。如已存在这类资金，也应当广泛宣传并让科学家更容易获取这些资源。随着开放获取势头的上升，支持向少数人开放科研成果的资金就能重新分配，转而支持科研成果向所有人开放。
开放获取在过去十一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不过，旅程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