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潘绥铭因“科研资金使用不明”遭到行政处分,从二级教授降为三级教授，退休年龄也降为60岁。潘绥铭长期主持对中国性工作者的大型访谈，因给性工作者访谈报酬却无法开具发票，“科研资金使用不明”与此有关。
当前，科研经费管理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中央政府治理的重点。不可否认，部分科研工作者在申请经费后，存在挪用科研资金的现象。
事实上，在自然科学界，科研人员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无法开具正常发票的行为更加普遍。笔者曾经接触过很多从事青藏高原研究的学者。他们需要雇佣牧民的牦牛搬运科研设备，也需要支付牧民劳务费。
同时，有时候他们也需要在牧民家住宿。凡此种种，科研人员都支付了费用，但却无法从对方手中获得正规发票。很多时候，他们往往要求牧民签字确认，甚至会邀请村干部盖章见证。这些行为，在研究机构层面的报销体系中，有可能被通过，但一旦审计部门对这些事项进行专业审计，则必然无法过关，极有可能被要求追回经费。
中科院武汉地区某研究所的负责人曾经对笔者坦言，只要从事野外调查工作的科研工作者，大都遇到经费无法报账的问题。在社会科学界，类似的问题也同样存在。
笔者以为，造成很多科研工作者正常经费开支却无法报销的原因，其根源在于审计人员用对待行政经费的眼光来看待科研经费，用管理行政经费的制度来管理科研经费。殊不知，行政经费和科研经费有着极大的区别，行政经费的每一笔开支，都可以有账可查，有票可报；科研经费的一些开支，却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尤其是野外调查，往往无法找到人见证或票据。
有鉴于此，在强调加强科研经费管理的同时，有关部门理应对科研经费使用的特殊性、现实性进行深入调查，全面改革科研经费的报销和审计制度，既要做到不让每一分科研资金落到个人口袋里，也要做到不让陈旧迂腐的制度挫伤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