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现有的学术研究评价机制，教授和校长们都在为“学术数量的“GDP”操心焦虑，试问他们能有多少心智潜心于学问？又有多少心力可以专心于教学？
近年在我国的一些大学，“学术特区”很是流行，一般的做法是从考入本校的大一新生中优中选优，将“学霸”们集中在一个叫做“实验班”的班级里进行重点培养。大学为此不惜血本，实验班里人均培养费用每年动辄十几万元；还在世界各地重金网罗优秀师资，为“学霸”们引领学术道路。热衷于此的大学校长们说，这是符合国际惯例的创新特色人才培养模式。
余生也晚，只晓得因材施教是古之有之的传统，而这种鲜明的“重点培养”不见得真的是国际惯例，倒更像是中国特色。在体制机制的价值观尚未发生根本改变的背景下投入巨量资源创办实验班，我担心的不仅是搞不出来“学术特区”，还可能因为急功近利的学术浮躁，使整个校园的学术氛围和研究文化受到新的“污染”。
大学学术研究的质量，取决于两大因素，其一为学术体制，其二为学术氛围。按照现有的学术研究评价机制，教授和校长们都在为“学术数量的“GDP”操心焦虑，试问他们能有多少心智潜心于学问？又有多少心力可以专心于教学？综合近年“学术特区”的实践来看，一些大学在体制机制上也想了办法，比如从国外聘请著名教授，实行有别于其他院系的相对宽松的学术评价制度。但从根本上看，这些举措终究没有触碰到学术体制的核心价值。
体制机制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是最人性化的制度安排。一直鼓捣蓝光二极管的中村修二，在原来的日资企业里得不到应有的价值体认，困顿之中被早在观察他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校长杨祖佑及时“挖”去，结果如杨所料，第二年(即今年)就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作为软性竞争力的人性化服务，是直抵心灵的“精神相契”、“灵魂相通”，它不可复制，又没有上限，由于有缘分享相同的价值观和“全人服务”，一旦“投诚”，就会产生“士为知己者死”的效应，并进而吸引和凝聚更多向往和热衷于学术研究的人。从这方面来说，“学术特区”首先应当是“学术的天堂”、“灵魂的家园”。
“学术特区”的体制机制创新，我认为最关键的一条，就是通过体制机制重塑，让那些有志于学术研究的人能够自由自在、无所挂碍地“惟学术是务”，大学校长要做的就是全球寻觅、延揽这样的“学术痴人”、“学术狂人”、“学术奇人”，同时为他们进行学术研究创造出“在家的感觉”的制度环境，保护他们免受行政化、“为稻粱谋”等世俗功利的困扰，有条件按照自己的兴趣、节奏和强度进行“自己的学术研究”。
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但金钱一定不是万能的。即如北大，其盛名源起于蔡元培时代，但那个时代穷得连办学的经费都难以保证。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物质条件更是匮乏，学生规模也只有区区近千人，但1950年代的中国学部委员中有四分之一都来源于这个学校，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真正有所作为的大学需要的就是那样的“学术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