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慈善新闻震动华人社会。香港陈氏恒隆地产宣布，将通过家族基金会“晨兴基金会”向美国哈佛大学捐赠3.5亿美元。这笔捐款是哈佛大学建校378年以来，获得的最大单笔捐赠，支持该校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开展科研和教育项目。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为此更名为“哈佛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纪念已故恒隆集团创办人陈曾熙，他也是恒隆集团现任主席陈启宗和晨兴基金会创始人陈乐宗的父亲。
2014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显示，华人亿万富豪达290人（美元计算），占全球富榜人数的17.6%。一个仅次于美国的全球性华人财富圈已经出现，这些巨额财富如何使用，最终流向何处？是目前世界尤其公益慈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
陈氏兄弟在本年度《福布斯》香港富豪榜上排行17位，他们创立基金会，将家族财富捐给世界最顶尖的教育机构，投入自然科学领域，解决医疗卫生领域最急迫和棘手的难题。因此，陈氏兄弟创哈佛历史的举动，为华人财富流向竖起了风向标。
个人发财致富后，捐赠个人或家族的财富用于做慈善，已经不是新鲜事。尽管各家管基金会的关注领域不同，但是从捐赠思路来看，把教育领域放在首位，是欧美基金会行业的最大共识。
以美国基金会的捐助金额为例，教育、医疗和人文艺术三个广义教育领域所占的比例最高，合计超过50%。慈善组织授人以鱼，而基金会的使命则是授人以渔：治疗和预防社会问题。教育被认为是改良和发展社会最重要的手段。例如，洛克菲勒基金会首先开战对人口问题的研究，成为美国政府制定人口政策的重要依据。
另外，由于教育领域的活动，需要砸入大量资金，短期内却收效有限，一般政府和企业都不愿意冒风险。基金会的重要性举足轻重。从在这个意义上看，陈氏兄弟的做法紧贴现代基金会的潮流。
但是，陈氏兄弟支持教育的方式，与另一位同样热心教育慈善的香港富豪邵逸夫还是有明显区别。据统计，从1985年起到2012年，邵逸夫通过邵逸夫基金会，共计向中国捐赠了47.5亿港元，投入到教育项目。其中一项大工程，是在全国各地兴建教学楼、图书馆、科技馆、医疗机构、艺术馆等教育机构的建筑物。百度地图上显示，全国一共有三万多座以逸夫冠名的大楼。
“捐钱盖教学楼”这种类型的教育捐赠，通常能够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比方在较短的时间内，无所不在的逸夫楼帮助解决了中国早年校舍、教育设施硬件匮乏的问题。陈氏兄弟的做法则可以归纳为“捐钱建实验室”。这类型的教育捐赠主要包括开发设计教育课程和专项研究，吸纳人才、购置科研设备和教学工具等等。通常需要持续的大量资金投入，要较长时间才能看出效果。
很难一刀切去判定哪种类型的捐赠更好，它们都是教育科研发展的必备条件，需要看如何更有利于解决社会问题。但是，从长远来看，着眼于教育软实力的资助所产生的影响更为深远。
既然这样，可能会有人产生疑问，中国的社会问题也很严峻，中国的高校更需要高精尖的实验室，为什么香港富豪选择把巨额财富捐给哈佛大学呢？就像前段时间，地产大亨潘石屹和妻子张欣也向哈佛大学捐赠1500万美元，资助在哈佛攻读本科的中国贫困学生。
舍近而求远，主要原因在于，无论是教育机构，还是其他受资助的组织，目前中国整体上缺乏对巨额捐助的专业化的管理和监管。譬如，是否有合理的机制筛选和评估科研项目，确保资金的使用和分配符合资助的意图？
是否有专业的资产管理团队，能够安全有效地规避经济风险？是否有具体的监督机制和机构，能够长期跟踪教育项目，避免挪用。这些会是富豪们资助时的重要考虑。
从这个角度，也许可以理解为什么三是年来邵逸夫坚持在国内盖教学楼，毕竟那是实实在在的，也可以验收的。陈氏兄弟和潘石屹夫妇的选择，表现华人富豪在热切回应公益界、承担社会责任，与谨慎选择资助领域、资助对象两者之间的平衡。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选择向中国公益慈善行业、教育界和教育主管部门提出新的问题：如何才能激励更多大陆富人，愿意大力支持国内的科研和教育项目？
尤其大陆亿万富豪人数，已经占华人财富圈半壁江山。根据2013年《胡润珠三角富豪榜》显示，仅珠三角地区的亿万富豪就有8000位（人民币计算）。
2013年Wealth Insight研究机构公布的全球亿万富豪报告更发现，香港、深圳和广州三地富豪密集扎堆，总人数与第一位的纽约不相上下。因此，鼓励出更多的隐形富豪，将财富摆向教育领域，尤其关注研究项目，是摆在我们面前急迫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