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 Nature News 消息，贺建奎于英国当地时间 2 月 11 日线上参加了英国肯特大学 University of Kent 组织的一场以生物伦理监管为主题的交流活动，并发表了一段 25 分钟的演讲，介绍了未来针对杜氏肌营养不良（一种罕见遗传病）的研究计划，并称目前正为此募集慈善捐赠。
在演讲最后，贺建奎表示「科学研究必须受到伦理和道德的限制」，并未透露任何关于基因编辑婴儿的信息。
但报道称，不少与会学者对贺建奎的发言非常失望，认为演讲没有达到科学家的水准，而像「一名推销员」。
该报道还显示，贺建奎发文称，将取消 3 月份的英国之行，其中包括前往牛津大学接受人类学家 Eben Kirksey 的访谈，以及参加在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Francis Crick Institute 举办的国际基因编辑峰会。
2 月 12 日，贺建奎在微博发文称，将暂停更新微博、抖音、今日头条等社交账号，集中精力做科学研究。
2022 年 12 月 1 日，《Science》报道：贺建奎开设了一个新的实验室，来开发（普通家庭）「负担得起的」基因疗法
除此之外，他还希望在三年内研发出中国首个「第三代生物酶促反应法 DNA 合成仪」，这算是他的老本行。
据报道，贺建奎目前已经通过慈善捐助募集到一些资金，并招募了 5 名科研人员，但如果要开展进一步研究，他需要动用个人资金。
至于已经出生的基因编辑婴儿娜娜和露露，贺建奎声称与这对双胞胎的家人保持联系，但不愿透露他是否参与了他们的临床随访或最后一次见到他们的时间。
「露露和娜娜过着正常、平静、不受干扰的生活，我们应该尊重他们，」他说，「我们尊重病人的隐私，对我来说，我把家庭的幸福放在第一位，科学发现放在第二位。」
在《解码者：珍妮弗·杜德纳》一书中，著名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较为完整地呈现了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始末。
文｜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狂热企业家 贺建奎生于 1984 年，是一对贫困稻农的孩子，在湖南新化县长大，他所在的村子当地最为贫困的村子之一。他回忆道：「我在一个小农家庭长大。夏天，我每天都要清理腿上的蚂蟥。我永远不会不穿靴子。」 童年经历使贺建奎强烈地渴望功成名就，他进入距离新化县 925 公里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习物理，后又来到美国莱斯大学，跟随迈克尔·迪姆教授攻读博士学位。 博士毕业后，迪姆将贺建奎引荐到斯坦福大学斯蒂芬·奎克实验室做博后。奎克当时已创立公司，将自己开发基因测序技术的商业化，但是该公司开始慢慢走向破产。 贺建奎决定在中国成立一家公司。奎克对此极感兴趣，并兴高采烈地告诉自己的一名合作伙伴：「在中国成立公司，将有可能使自己的公司涅槃重生。」 随后，贺建奎成为南方科技大学的生物学教授。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宣布，自己将创建「贺建奎和迈克尔·迪姆联合实验室」。 2012 年 7 月，贺建奎以奎克的技术为基础，成立了自己的新公司，制造基因测序机器。当时，深圳的「孔雀计划」为其提供了 156000 美元的资金。 贺建奎后来告诉《北京周报》：「为鼓励创业，深圳政府慷慨解囊，对风险资本家尤甚，可与硅谷给予的支持媲美，这对我颇具吸引力。我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教授，而是更愿成为一名研究型企业家。」 2017 年，贺建奎的公司制造的基因测序仪上市，其公司市值达到 3.13 亿美元，他持有公司三分之一的股份。 贺建奎以其随和的性格与对名望的渴望，在中国科学界崭露头角。2017 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部介绍中国的年轻科学企业家的纪录片，贺建奎出现在片中，介绍自己公司的基因测序仪。旁白说，与美国的同类机器相比，贺建奎的公司生产的机器效果更好、速度更快。 贺建奎面带微笑，对着镜头说：「有人说我们掀起了全球测序界的震动。没错！就是我做的！」
图源：央视 2018 年初，贺建奎开始讨论人类基因组进行编辑的可能性。在微信上，他曾发布一条信息：「我支持基因编辑用于治疗和预防疾病，而用于增强、提高智商等是无益于社会的。」 构建人脉网络 作为一位不加甄别、广交朋友的人脉网络构建人和会议赶场人，贺建奎开始在美国科学界建立朋友圈。 2016 年 8 月，贺建奎出席在冷泉港实验室举行的年度会议。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夸耀道：「刚刚结束的冷泉港基因编辑会议是该领域的顶级活动。张锋和珍妮弗·杜德纳及其他领军人物出席了此次会议！」 
Matthew Porteus ｜图源：NYtimes他要求贺建奎告诉自己， 他是否征询了中国政府有关负责人的意见。 贺建奎说没有。 波蒂厄斯怒火中烧，警告贺建奎：「在进一步推进计划之前，你必须和中国政府有关人员谈谈。」 那一刻，贺建奎变得非常安静，红了脸，随后走出了办公室。波蒂厄斯说：「我认为，他没有预料到会得到这样一种负面反应。」 贺建奎还告诉了自己的博后导师奎克，早在 2016 年，贺建奎就告诉奎克，自己想成为创造基因编辑婴儿的第一人。奎克告诉贺建奎，那是「一个糟糕的想法」，他应在获得相关批准后再推进。
而贺建奎通过邮件告诉奎克，自己将先获得当地伦理道德相关许可再进行实验，请予以保密。 在推动贺建奎行动的美国研究人员中，参与程度最高、受影响最深的当数贺建奎在莱斯大学的博士导师迈克尔·迪姆。在贺建奎首次同夫妻志愿者会面的影像资料中，迪姆坐在一边旁观了整个过程。
迪姆也替贺建奎的行为进行了辩护。但随后迪姆的律师称称迪姆并未参与这一知情同意过程。两位律师还称：「迈克尔也未在这一项目中进行人类研究。」 事实表明，迪姆就是贺建奎就人类基因编辑实验所撰写论文的共同作者，但其一直拒绝提供任何解释，直到 2020 年年末，莱斯大学将迪姆的信息页面从学校网站教职工板块移除。 贺建奎的公关活动 随着 2018 年年中中国志愿者妊娠的持续进行，贺建奎知道，自己公布的消息将会带来惊天动地的影响。因此，他聘请了一位美国公关瑞安·费雷尔。 费雷尔策划了一系列多媒体发布活动，内容包括：
- 为新刊物《CRISPR》撰写一篇关于基因编辑伦理道德的文章；
- 与美联社合作发布关于制造 CRISPR 婴儿的独家报道；
- 录制 5 段视频发布在贺建奎的网站和 YouTube 上；
与莱斯大学的迈克尔·迪姆合作撰写一篇论文，并设法发表在《Nature》等知名期刊上。
在贺建奎的视频中，贺建奎简单概述了自己的道德原则。他说，「如果我们可以保护一个孩子不会患有某种疾病，如果我们能帮助更多相亲相爱的夫妻建立家庭，那么基因手术是一个有益人类健康的新生事物。」
降生 公关活动和视频计划于次年 1 月发布，届时，接受基因编辑的婴儿将来到人世。但在 2018 年 11 月初的一个晚上，一位母亲提前分娩，通过剖宫产，生下了两个看上去非常健康的女儿，娜娜和露露。 彼时，贺建奎尚未向有关部门提交自己临床试验的正式记录。但由于婴儿的提早降生，他终于在 11 月 8 日提交了实验记录。由于记录是中文写成的，全球学界起初并未对此给予较多关注。 贺建奎还完成了一篇题为《经基因组编辑后获得艾滋病抵抗力双胞胎的诞生》的论文，并投给 Nature 杂志。虽然论文从未发表，但是论文手稿提供了他所用技术的细节。 在文章中，贺建奎说：「数百万家庭正在努力，生下健康、无遗传疾病或无获得性危及生命疾病的婴儿。我们预计，人类胚胎基因组编辑将为这些家庭带来新希望。」 但论文中埋藏着一些令人不安的信息—— 在露露身上，两条相关染色体中只有一条得到正确改造。 贺建奎承认：「我们确认，娜娜的 CCR5 基因编辑成功了，两个等位基因实现了移码突变。而露露的等位基因中只有一个实现了移码突变。」换言之，露露的两条染色体上的基因有所不同。 此外，人们不希望出现的一些脱靶问题出现了，而且两个胚胎为嵌合体。这表明在完成 CRISPR 基因编辑前，就出现了细胞分裂，分裂数量导致婴儿体内所产生的部分细胞未得到编辑。 贺建奎后来说，尽管如此，孩子的父母依然选择将两个胚胎植入母亲体内。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基兰·穆桑奴鲁评论道：「从表面上看，侵入生命密码的首次尝试的目的在于改善人类婴儿的健康，而实际上，这是鲁莽之举。」 爆出消息 两个婴儿出生后的头几天，贺建奎和费雷尔设法在 1 月内避免消息外传。两人希望，届时 Nature 能刊登他们的学术论文。但是，就在贺建奎按照计划抵达在中国香港举办的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前，这一爆炸性的消息泄露了。 11 月 25 日一篇标题为《独家报道——中国科学家正在创造 CRISPR 婴儿》的新闻在网络上发布。 突然之间，一位「雄心勃勃、想要创造历史」的科学家抢得先机，使伦理学家就生殖细胞基因编辑进行的所有讨论黯然失色。正如首个试管婴儿路易丝·布朗的降生及绵羊多莉被克隆成功一样，在该事件的影响下，世界已进入一个新时代。 那天晚上，贺建奎在 YouTube 上发布了他之前制作的最后一段视频。面对镜头，贺建奎平静而自豪地说： 「几周前，伴随着阵阵啼哭，名叫露露和娜娜的两个漂亮的中国女婴来到这个世界。她们和其他婴儿一样健康。 在露露和娜娜还是一个单细胞时，我们进行了基因手术，移除了可让 HIV 进入、感染她们的门户。 孩子们的爸爸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当他看到自己的女儿们时说的第一句话是，他从未想过自己能做父亲。 作为两个女孩的父亲，我想象不到，对于社会而言，还有什么比为另一对夫妇创建一个爱意满满的家庭更为美好、更为有益的事。」 香港峰会 11 月 23 日，贺建奎的新闻爆出前两天， 杜德纳收到了贺建奎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邮件主题是「婴儿诞生」，其中附上了他提交至 Nature 的文章草稿。 杜德纳回忆道：「我收到这封邮件时，犹如遭遇晴天霹雳。」 杜德纳意识到，鉴于发布的时机，这一消息会变得更具戏剧性。三天后，500 名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将如期抵达中国香港，召开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杜德纳是该场会议的核心组织者之一。而按照计划，贺建奎将在会上发言。 收到这封令人瞠目结舌的电子邮件后，杜德纳改签了航班，提前到达香港，与其他会议组织者一起讨论将采取何种措施。 11 月 26 日，杜德纳的航班一降落，就收到贺建奎发送的大量电子邮件。贺建奎想要尽快与杜德纳见面。在邮件中，他写道：「我必须马上和你谈谈，情况已经失控。」 杜德纳和该场会议的其他核心组织者经过讨论后一致认为，希望贺建奎在随后的报告中详细解释自己是出于什么原因、采用何种方法进行自己的实验的。 但贺建奎坚持称，自己想要按照最初制作的幻灯片发言，而不去讨论 CRISPR 婴儿。 杜德纳回忆道：「我认为他极其天真，极力追逐荣誉。他刻意引发一个爆炸性事件，却希望表现得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摊牌 杜德纳说服贺建奎与组织委员会部分成员提前吃晚餐，就该问题进行讨论。 贺建奎来到餐厅后，成员们提出许多问题：在知情同意过程中，有任何监管吗？为什么他认为生殖细胞胚胎编辑具有医学必要性？他此前是否阅读过国际各医学研究院所实施的指导方针？ 贺建奎则坚持表示，自己所在的大学和医院知道自己实验的所有情况，并予以批准；「学校和医院由于现在看到了负面反应，因而对此予以否认，把我晾在一边」。 当杜德纳提出在预防 HIV 感染方面，生殖细胞编辑不具备「医学必要性」时，贺建奎的情绪开始激动。 他说，「感染 HIV 会给人们带来令人难以置信的耻辱。我想要为这些人提供机会，让他们过上正常生活，帮助他们生儿育女。否则，他们就无法拥有自己的孩子。」 贺建奎曾以为，自己会以英雄的身份，在中国甚至世界赢得掌声和欢呼。但是，即使是国内的科学家，都开始对贺建奎的做法进行批判，形势迅速发生了改变。 就在这场餐厅会面时，超过 100 名中国科学家发布了一份联名声明，谴责贺建奎：「直接进行人体实验，只能用‘疯狂’形容。这对于中国生物医学研究领域在全球的声誉和发展都是巨大的打击。」，与此同时贺建奎发布的视频正在全网疯传。 杜德纳说：「我们所有人都发现，贺建奎非常年轻，其所具有的特点颇为耐人寻味，既狂妄自大，又非常天真。」 贺建奎的报告 2018 年 11 月 28 日周三正午，终于到了贺建奎做报告的时间。会场气氛紧张，鸦雀无声，观众似乎都屏住了呼吸。 最终，一位敞着衣领，没穿外套，也没打领带，与会场的正式氛围显得格格不入的男子，带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棕色公文包，从舞台远处走了出来。
图片来源：nytimes随着贺建奎开始发言，记者照相机的快门声和闪光灯便将他淹没，似乎把他吓了一跳。 贺建奎说：「我的实验结果意外被泄露，在此次大会上展示之前未能进行同行评议，我必须就此道歉。」随后，他继续发言，「感谢美联社。我们在基因编辑婴儿出生前，花费了数月，确保研究结果报道的准确性。」 他几乎不带任何情感， 缓缓读着讲话稿，介绍了 HIV 感染、艾滋病导致的死亡与歧视所带来的痛苦与灾难，说明了 CCR5 基因突变如何防止婴儿通过患艾滋病的父母感染艾滋病。 到了观众评论提问环节，巴尔的摩（本次会议的核心组织者之一，因发现逆转录病毒获得 1975 年诺奖）首先起身直击要害：「国际指导方针并未得到遵守。」他称，贺建奎的行为「不负责任」，遮遮掩掩，不具备「医学必要性」。 哈佛大学生物化学家刘如谦第二个发言，对胚胎编辑的正当合理性提出疑问。他说：「你可以使用精子筛选法，产生未受感染的胚胎。对于这些患者而言，有什么未得到满足的医疗需求？」 贺建奎和声细语地给予了回答。他说，自己想要找到一个适用于「数百万感染 HIV 儿童」的方法；不仅是免于先天携带 HIV，还要免于在出生后从父母那里感染 HIV。 贺建奎说：「我曾在一个艾滋病村，亲身与那里的人接触。在那里，有 30% 的村民感染 HIV。由于担心自己将病毒传染给孩子，他们只能将孩子交给自己的兄弟姐妹抚养。」 北京大学的一名教授指出：「不得在生殖细胞中进行基因组编辑，这是一种共识。你为何越过这道红线？」 贺建奎通过介绍自己如何咨询美国多位研究人员，回避了这一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由一位记者提出，「如果实验对象是你自己的孩子，你还会这么做吗？」 贺建奎回答：「如果是我的孩子，我会进行尝试。」 随后，贺建奎提起自己的公文包，离开了讲台。
事后，杜德纳评价道，「我感到无比失望，对这一技术在此方面的应用感到厌恶。我担心，在此方面使用该技术的竞赛的动力不仅源于医学需要或帮助他人的愿望，也来自对获得关注、争夺第一的渴望。」 但杜德纳和其他会议组织者也感到或许难辞其咎。数年来，他们不断制定标准，不达到此类标准，研究人员就不得进行人类基因编辑；但同时他们又未曾制定审批临床试验的清晰流程。
「不负责任」 当晚会后，杜德纳前往酒店，与几位身心俱疲的组织者同僚坐在一起。他们相信，科学界现有的自我监管不足。 杜德纳对贺建奎的所作所为感到惊愕——使用 CRISPR 编辑人类基因是一个尚不成熟且毫无必要的医学程序，是哗众取宠之举，会激起人们对所有基因编辑研究的强烈反对。 但是她开始相信并希望 CRISPR 已自证是一个强大的工具，可以造福人类，其中包括有朝一日能通过生殖细胞编辑改善人类生活。在讨论声明草案期间，杜德纳的这一希望成为在场所有人的共识。 他们决定发布一份声明。这份措辞克制的声明写道：「在本次峰会上，我们听到了一个出人意料、令人深感不安的消息。人类胚胎接受编辑和移植，致使一名女性怀孕，生下一对双胞胎。这一项目极不负责，未遵守国际规范。」 但是在声明中，几位组织者并未呼吁联合抵制或暂停相关研究。该声明仅仅说明，当前安全风险过高，「此时」不应批准进行生殖细胞编辑。 随后，声明接着强调：「在未来，如果可以消除此类风险，达到诸多额外标准，则可以进行生殖细胞基因组编辑。」 编辑生殖细胞不再是一条红线。 事后 贺建奎并未像自己幻想的那样成为国家英雄，受到世人称赞，而是于 2019 年在深圳市人民法院接受审判。 他服从「非法行医」罪的判决后，没有人对判决结果表示异议。他被判三年有期徒刑，罚款 300 万元，终身禁止从事生殖科学相关工作。 法院宣布：「（贺建奎）为追名逐利，故意违反相关国家规定，越过了科研与医学伦理道德底线。」 官方报道，另一名女性产下了接受贺建奎改造的第三名 CRISPR 婴儿。关于该名婴儿和首对经 CRISPR 编辑的双胞胎露露与娜娜，均无具体消息。
*本文节选自《解码者：珍妮弗·杜德纳》第六部分：「CRISPR 婴儿」，较原文有删节
《解码者：珍妮弗·杜德纳》一书以诺奖得主珍妮弗·杜德纳的生平事迹为主线，讲述以 CRISPR 为代表的基因编辑技术开启了生命科学全新时代的历程。中科院院士高福，《经济学人》总编辑吴晨作序推荐在本文下方留言，学霸君将选取点赞最高的前五位读者送出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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