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位化学家喜提热搜的理由倒也实在算不上什么「喜事」——
简单来说，因为嫌他的授课内容太难，考试挂科率高，他的学生们联名向校方投诉，最终导致他被纽约大学解聘。
据报道，现年 84 岁的小梅特兰·琼斯曾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纽约大学教授有机化学。执教以来，他编撰了一本颇有影响力的 1300 页教科书《有机化学》，目前已经印到第五版；而其本人也被公认为纽约大学「最酷的教授」之一。
让这样一位「教学泰斗」始料不及的是：今年春季学期开始，他教授的 350 名学生中有 82 人联名签署了一份针对他的请愿书，抗议他的课程太难，导致他们的考试成绩非常难看；
并称这门课程「未能将学生的学习和福祉作为优先事项，并对整个化学系和学院带来了不好的影响」，甚至「毁掉了许多人上医学院的梦想」。 事后，纽约大学校方试图安抚学生，提出可以复查他们的成绩，并允许他们补考。不仅如此，尽管学生们并没有在请愿书中要求学校解雇琼斯，但在秋季学期开始之前，纽约大学于 8 月终止了琼斯的聘任合同，并表示琼斯「没有达到学校对教职工的要求」。
校方对此事的处理引发了校内外的许多反对声音。这门课程的助教扎卡里亚·本斯里曼也为琼斯辩护：「我认为这份请愿书更多的是出于对考试成绩的不满，而不是对受到不公平对待的真实感受，」本斯利马内写道，他现在是哈佛大学的一名博士生。「许多一直抱怨这门课的学生根本没有利用我们提供给他们的资源。」
琼斯自己也并不满意这种解决办法。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从大约十年前开始，他就逐渐注意到学生们无法集中注意力。
「学生误读考题的速度之快令人震惊，」他在给学校的抗议信中写道，尽管他降低了考试难度，学生们的成绩还是下降了。「在过去的两年里，他们一落千丈，我们现在经常看到个位数的分数，甚至是零分。」
为了缓解疫情带来的压力，琼斯博士和另外两名教授录制了 52 场有机化学讲座。琼斯博士说，他个人为这些视频支付了 5000 多美元，纽约大学如今仍在使用这些视频。
但这并没起到什么正面效果。「他们根本没来上课，因为我还不至于不会数数，」琼斯说，「他们也不看我制作的这些视频，所以他们才答不上考试题目。」
纽约大学发言人约翰·贝克曼则为学校解聘琼斯的决定进行了辩护，他表示，除了请愿书之外，琼斯的班级在学校的课程中也有「非常高的学生退学率」和「迄今为止最差的评估分数」。
「简而言之，他被雇来教书，但他做的并不好，」这位发言人告诉记者，「纽约大学有很多艰难的课程，教职工中也有其他给分很严的人，但他们都没引起这么大影响。」 这种辩护理由并不足够服众。「校方显然是在追求某种底线，他们想要的是那些会称赞这所大学的快乐学生，这样就会有更多人申请，学校排名才会不断上升。」该校化学教授帕拉姆吉特·阿罗拉表示。
该校新闻学教授伊丽莎白·斯皮尔斯也在社交平台上发声称，「很多学生都不愿承认，拿不到 A 是因为这事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他们努力的方向本来就有问题。」
总之，琼斯教授并不在乎解雇——84 岁高龄的他本来就即将迎来退休生活。「我只是不希望这种事再发生在其他教师身上，」他告诉记者。
学生VS老师：一场旷日持久的现代战争
无论是在海内外，在长久以来的传统教育模式中，学生相对于老师、学校，往往都是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这对学生是不公平的。
因此，现代教育理念强调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强调要尊重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营造更加包容、民主的学习环境。
当代高校师生关系中，也出现了许多旨在保证学生地位、为学生提供便利的措施。比如，几乎每一所建制成熟的高校都会开展建立学生自主选课、评教体系；
与之相应的则是教师退出机制。
2009 年 7 月，教育部公开提出建立高校教师推出机制，意在「促进教师合理流动，建立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分配体制」。
这些政策的意图显然是好的。学生们拥有了自主选择和表达意见的权利，不必再忍受个别德不配位庸碌终日的教师浪费宝贵的学习时间。
例如，政策刚开始落实的 2012 年，成都中医药大学一位教师便因教学质量过差引发大量学生投诉，校方经调查将该教师调离岗位。
该校教师佟枫认为，这也是一种激励方法，「学生们的意见及时反馈，老师们想办法进行提高和改进，如果有这样的良性互动的话，教学效果会更好。」
但这只是一起典型的成功案例——而现实从来都是复杂的。
自教育部提出建立高校教师退出机制以来，业界对此的争论便不断。
2012 年，中国教育学术会学术委员纪大海曾指出：教师退出机制是现代社会用人制度的必然，有利于教师的专业化水平的提高；
但他同时指出：
退出机制必须建立在法律之上，对退出的教师要有人文关怀，并提供相应的学习提高的机会。
类似的，时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熊丙奇认为：
「高校目前的行政管理下，退出机制起不了多大作用。如果要真正建立教师退出机制，就必须打破行政评价体系，让行政权与学术权分离；否则不但达不到预期效果，甚至会加重教学的功利化。」
这些担忧不无道理。
且不提在如此教学氛围下，一些老师摸准了学生的喜好，上课刻意迎合学生，考前承诺人人都能通过，甚至特意拔高分数，更出现了一些高校把「课中教师引起学生发笑的次数」作为评价老师教学效果的指标等荒诞局面；
更恶劣的，则是在退出机制下「投诉」遭到滥用。
去年，云南民族大学法学院一教师遭到学生通过人民网领导留言板投诉，称其「讲课使用方言，对教学重视不够，不尊重学生。」
对此，云南省教育厅回复称，云南民族大学教务处和法学院事后随机听取了该老师课程，根据听课内容表明，该老师是辽宁人，其普通话带有一点口音，但不影响课程教授内容表达和与学生沟通交流；且随机抽取了 4 名学生进行调查，该 4 名学生表示不存在听不懂课程的情况，且表示该老师上课认真负责，喜欢上他的课程。
显然，这种机制下埋藏的问题已经相当尖锐了。
当学生变成顾客
2017 年，美国海战学院国家安全事务教授托马斯·尼科尔斯著书《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其中讨论了大学教育的变质为美国社会反智主义盛行的推动作用。
托马斯·尼科尔斯书中指出，当日渐商品化的高等教育成了一桩买卖以后，大学的宗旨就不再是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复杂的推理能力，而是以「让客户满意」为标准。「顾客就是上帝」的商业理念在引入学校教学管理中，不可避免地促使了教育畸变。
「当教育的工业模式变成一种商业模式，学生变成挑剔的顾客，而不是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人，专业知识也因此受到波及。」
这导致截止到 2009 年，一项对全美 200 所院校的研究发现，从1960年开始，得 A 的学生增加了近 30%；从 1988 年起，增加了 10%；现在，从所有科目的得分来看，得 A 和 B 的加起来占到 80% 以上。
这很难不令人唏嘘地想起理察·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里那句尖锐的评价，
「大学可不是一个保证让你开心的地方。」
理察·道金斯而当眼光转回国内，我国的高等教育模式尚未走上如此畸形的商业化道路；但现实的例子也正在警示我们，如何裁定「有限制地允许学生对老师进行评价」，仍有着极大的讨论空间。
近年来，不少研究都在努力探讨这个问题。
华北科技学院管理学副教授赵恩超认为：
「大学教育是存在门槛的，其职业的核心价值往往是超过被服务对象的理解能力的；而有能力评定教师是否称职的，应当是由行业内的专家进行互评。」
写在最后
一百多年前，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以学术为业》的演讲中指出：
「事实上，学生是否涌向某位老师的课堂，多半取决于一些纯粹的外缘性因素，诸如性情、甚至声音的抑扬顿挫……我对那些门庭若市的课程深感怀疑。」
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2022 年的今天，当「教师因课程太难被投诉解聘」的新闻活跃在大众视野中。「投诉」是现代教育体系下学生保护自己权益的合理工具，而不是凭着学生个人喜好而指向教师的枪炮棍棒——
当本来严肃的「投诉」变得随意化、娱乐化、情绪化，甚至成为一种「笑话」；真正受到伤害的，不仅是那些被「误伤」的教师，更是那些真实受到不正当对待却无法引起重视的学生自己。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