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何以成为“创新、创业、创富”的典范，我有四点体会：领导人支持创业，帮年轻人梦想成真的体系，Chutzpah 精神，引进创业型人才——这些对当今中国很有借鉴意义。
鲁白（清华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赛先生”联合主编）
一个仅有810万人口、长年笼罩在战争阴影中、没有多少自然资源的国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新兴企业数量，超过全欧洲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新兴企业的总和，甚至超过日本、韩国、中国、印度四国的总和。
以色列，一个有着悠久历史而又年轻的国度，究竟蕴含着什么样的神功奇能，以至会在科技创新上迸发出如此的能量？这对中国下一步的经济发展有何启示？
“赛先生”联合主编鲁白与《创业的国度》作者Saul Singer在以色列合影
最近，清华大学与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创建并启动交叉创新中心。我作为清华大学代表团团员参加启动仪式，并借此机会，对以色列进行考察访问。
带着前述问题，我在访问前，做了一些功课。一种的肤浅观点是：以色列人聪明、抱团，又非常重视教育，重视人才；以色列四面受敌，国防工业很强劲，也许它的国防工业会带动创新。而我自己曾经强调创业者本身的一些基本特质——冒险精神、对创造和发明的激情，把想法变成产品的执行力、有很好的learning agility，能够适应千变万化的环境、有号召力，煽动性，能召唤一批人一起干事，Mission-Oriented，时时刻刻想着如何把事情做成，等等。
后来，我意识到上述这些特质，也不是只有以色列才有，其他民族、其他国家也有，比如中国也有马云、马化腾等许多优秀的创业者，中国人也不笨，中华民族历来崇尚教育等。为什么世界上只有一个以色列呢？
带着这个疑问，我专门买来“Start-up Nation – the story of Israel’s economic miracle”(《创业的国度: 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 研读。读完我发现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首先，以色列有一些基本做法：把企业精神作为一个国家的核心的竞争优势，强调技术进步是生产力持续增长的最终源泉，把一个创新的想法做成一个商业的模式，一个好的创新往往要有一个好的business model，创新创业一定要有市场的接轨等。
第二，以色列拼命追求创新也是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如果你是一个全新的国度，一切百废待兴，从无到有，你会有一种对成功的饥渴；另外，当你的四面被敌人包围，你就会有强烈的survival needs （求生欲望）；还有，在以色列每个人都要参军，有military experience，而以色列把军队的经历作为创新创业的一种资源。
当读到military experience的重要性时，我不大理解，军队不是讲究等级，强调服从的吗，那种崇尚纪律和古板的思维的地方怎么可能有利于创新呢？这次访问，我有幸在以色列遇到了《创业的国度》这本书的作者Saul Singer，我问他为何军队的经历也对创新有用。
Saul Singer告诉我：以色列的军队基本上是一个等级观念薄弱、下级可以挑战上司的组织；它鼓励独立性，战术创新往往是自下而上的；它崇尚冒险，包容失败，比较能够接受无序的状态。以色列军人不善服从，有爱问问题、习惯争论的文化；他们常常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往往要想好第三、第四步。
对于以色列军队独特的扁平式领导管理，书中举例，讲述如何一位年轻军人如何营救一位被巴勒斯坦人劫持以色列妇女。他一人驾驶直升机去丛林，丛林里没有合适停机的地方，怎么办呢？他就把直升机斜过来，用螺旋桨把树林削掉，打出一片地，然后再下去把人质救出。整个过程，上级只交待了一个任务，一切由他就自主完成，没有请示、汇报，等待命令的程序，必须要靠自己把这个任务完成，利用所有可以得到的资源自己解决。
在谈话过程中，Singer重申了他的观点，这本书是关于坚持、永不知足地挑战权威，一贯不拘礼节的故事，同时也是关于坦诚面对失败，关于合作精神、使命感、勇于冒险的故事，更是关于跨学科创新的故事。
以下我从4个方面，就以色列何以成为“创新、创业、创富”的典范，谈谈我此次出访的体会。
领导人支持创业
首先是领导人的支持。《创业的国度》的开头描述了这样一个画面：一位83岁的长者稍显平静，带着一个忐忑不安的年轻人在酒店等待跨国汽车制造公司的老总。这位长者就是西蒙·佩雷斯，当今在世的最有名的以色列人之一，他是一位博学之士，不仅曾任两届以色列总理，还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那位年轻的以色列人叫夏嘉曦（Shai Agassi），时任全球最大的软件公司SAP的VP。
夏嘉曦向佩雷斯讲述了在以色列推广电动汽车设想。佩雷斯极为兴奋，还有什么比让这个国家摆脱石油的束缚更重要的事吗？他马上问了四个问题：1，你打算怎么做？2，你真的会这么做吗？3，如果你不做还有谁会做这件事？4，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后来，佩雷斯带着夏嘉曦，如旋风般快速地同汽车工业巨头、政府高官进行了50多次会面，其中当然也包括和以色列总理Benjamin Netanyahu以及与日本汽车公司尼桑CEO的会面。总理承若说只要满足2个条件：与5大汽车厂之一签约和筹集到2亿美元的资金，就同意在以色列整个国家为此改变电网设置。最终，他们在以色列推广电动车的计划实现了。
国家的前总理都出来来帮助年轻人创业，难怪以色列在创业方面出类拔萃。美国在这方面也很出色。例如，Larry Page 与 Sergey Brin 创立Google公司的时候，斯坦福大学的校长John Hennessy亲自出来帮他们做融资。他先找了雅虎的杨致远，说你创业得益于斯坦福，现在应该来帮助斯坦福的学生了。杨致远拿出100万美元，还提了不少Google 难以接受的要求，没谈成。Hennessy又找了Sequoia Capital和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两家风险投资基金，终于融到了2500万美元，使Google得以顺利开张。
反观中国的大学，我们的各级领导人，是否愿意并且能够给渴望创业的教授和学生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支持呢？
帮年轻人梦想成真
其次是帮年轻人梦想成真的文化。我们这次访问还结识了Meir Arnon先生，他先前做了一家信息技术的公司，后来又对财富100强的多家公司进行了战略投资。功成名就后，他决定帮助年轻人做推动环保与交通方面的高科技公司，于是就成立一个非营利组织叫做EcoMotive。
那天我们与他一起坐在海滩边上喝咖啡，他安排了几位他曾帮助过的创业者来和我们交流。第一位是Asaf Formoza，他发明了可折叠汽车（Foldable Vehicle）。在城市里停车是一个大问题，为节省空间，他发明了一种停车时能缩成摩托车宽度的电动车，车子的自重只有450磅。Arnon 搞了一个创新产业交流会，免费邀请创业者与大公司交流洽谈。在他的引荐斡旋下，Formaza谈成了一项协议，与一家欧洲汽车大公司共同开发，生产和销售这种新型环保车。
另一位创业者Daniel Barel，与 Formoza曾在以色列军队一起服役。他在Arnon 的扶持下也搞了一家公司，叫Softwheel。他们发明了一种减震车轮。用弹簧替代了传统的辐条。这项发明一开始应用于轮椅，使轮椅走楼梯如平地。后来推广到自行车，满足了很多骑车爱好者对坎坷不平的路的特殊要求。将来有望运用在汽车领域中，代替目前的汽车弹簧钢。
后面还来了两位创业者，这些年轻人都受到过Arnon 的支持和帮助。
总的来说，以色列有一种让年轻人的梦想成真的社会环境和支撑体系。这种体系包括对“聪明的失败”的包容，对“获得”的渴望远远大于对“失去”的恐惧，支持合作和团队精神，年轻人的使命感和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以及跨学科的交叉等。这些支撑体系也许能部分解释为什么在以色列比较更容易创新。
Chutzpah 精神
第三是所谓Chutzpah 精神。特拉维夫大学的校长在演讲的时候，谈到以色列人的Chutzpah，坐在我身边的Shelley Harrison先生就给我解释什么叫做Chutzpah 精神。
Chutzpah 是希伯来语，字面的解释是肆无忌惮、厚颜无耻、蛮横无理、惊人的‘胆量’、放肆并且傲慢。以色列人却把它看作褒义词，是自信的表示。在以色列人眼中，Chutzpah 精神就是坚持不懈、挑战权威、不拘礼节、冒险精神。
Harrison先生本人就充满了Chutzpah 精神，其经历也十分传奇，他就是条形码激光扫描器的发明人。他原来在Bell Labs做科学家，期间发明了利用激光技术解读条形码的技术。与太太商量后，他放弃了贝尔实验室的优厚科研条件和舒适的生活环境，创办了条码扫描枪公司。不久后，公司被买走，股票上市，他46岁就成了亿万富翁。
之后Harrison先生成立风险投资公司，投资和帮助了30多家科技小公司。赚了更多钱后，他就用这些钱来支持大学，并投资了中国、美国、以色列的一系列的高科技公司。他还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支持创新创业的年轻人，其中甚至又中学生。他曾赞助了18次中学生设计的、在太空飞船上做的实验。
一起吃饭的是时候，我建议他写回忆录，他却说：“我更感兴趣的是未来，而不是过去。”这与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的话，“人们总是喜欢回忆，而回忆用的是记忆。我喜欢未来，因为那需要想象”，不谋而合。
Chutzpah 精神使我联想到今天中国的学生，他们很少挑战老师，更少找老师提出自己的想法。这种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习惯必须改变。让学生能够挑战老师，让学生能够提出问题，能够主动进取，这是当今中国大学应该要努力做的事情。
引进创业型人才
第四是人才引进。以色列在这方面和美国有相似性，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移民。以色列主要是把过去在海外的犹太人吸引回来。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移民不会排斥重新开始，他们爱好冒险，移民的国度就是企业家的国度。
我在特拉维夫大学碰巧听说我过去的同事Nathan Nelson教授也在该校。1990年代中期，我博士后毕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他所在的美国罗氏分子生物学研究所。那时他就已经是一个功成名就的大教授。后来他选择回巢，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美国，回到以色列，一切重新开始，做着与以前完全不同的课题：利用光合作用来做新能源。因光合作用还能产生对人类有用的水和氧气，他称之为blue energy，与其他green energy相对应。如今80多岁的Nathan Nelson教授最近还通过竞争得到政府一大笔资助，做这份非常前沿的研究。
这个故事告诉我，移民到一个新的国度，一切重新开始，证明他有着用勇气和创业精神，这种精神孕育着新的可能。
中国现在做人才引进工作，要注重找这样有勇气、有创业精神的人才。我们的海外学人是不是也要向犹太名族学习呢？
本文由《赛先生》微信公众账号授权丁香园转载
饶毅、鲁白、谢宇三科学家主编的《赛先生》，与科学同行，关注科学与文化。关注请加微信号：iscientists 或扫描下方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