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至右：John Tooze创办了《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杂志》；Frank Gannon为更多经费而到处游说；Maria Leptin锻造新联盟。图片来源：《自然》
在庆祝50岁生日之际，EMBO将如何改变自己以适应21世纪截然不同的生命科学图景？
它始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期。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EMBO）创始成员Sydney Brenner回忆道，核物理学家Leo Szilard到达瑞士日内瓦，“因为他认为美国将会被轰炸”。
在那里，Szilard见到了欧洲核子研究委员会（CERN）主席Victor Weisskopf。“他们希望创建CERB——欧洲生物研究中心。”Brenner说，“核物理学和分子生物学将会结合在一起。”
这个催化时刻促成了一个组织的诞生，人们从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冷泉港实验室获得灵感，新组织将充当欧洲生命科学家的红娘、教师、慈善的“教父”以及拥护者。EMBO选举的会员包括7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并且其奖学金计划支持了数千名青年研究人员。
EMBO拥有自己的起源和演化，以确保欧洲科学家能更好地联系在一起，并从此更有竞争力。在庆祝50岁生日之际，EMBO将如何改变自己以适应21世纪截然不同的生命科学图景？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雄心勃勃的分子生物学家离开欧洲前往美国。195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分子生物学家Jacques Monod就曾警告称，新学科正向大西洋的另一侧进军，因为欧洲大学的结构在学科、院校和国家间设置了壁垒。
但Monod“在巴黎设立一个欧洲研究机构”的提议并未获得资助。在意大利，遗传学家Adriano Buzzati-Traverso则更成功。1962年，他在那不勒斯建立了遗传学和生物物理学国际实验室（ILGB），意大利国家核研究委员会对其进行了资助。ILGB开出了比意大利大学更高的薪酬，并大力吸引国外研究人员。
同时，Weisskopf咨询了来自英国剑桥分子生物学实验室（LMB）的John Kendrew。后者因肌红蛋白结构研究获得诺贝尔奖。Kendrew立即将CERB视为一种达到一定程度“自制”的方法，他在剑桥无法获得这种“自制”。于是，他成为了主要倡导和推动力量。
1963年9月，欧洲分子生物学家在意大利拉韦洛举行会议。一个强大的集团认为，与建立一个实验室相比，一个联盟组织能通过提供奖学金将科学家送到欧洲以外的实验室进修，以及组织定期的实践课程，帮助科学家学习噬菌体遗传等新技术。Buzzati-Traverso支持这一提议，他担心第二个国际实验室会威胁他的ILGB。
曾担任外交官的Kendrew获得全票通过，负责建立一个联盟组织。这个新的实体被命名为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1964年7月12日，EMBO成立于瑞士。
正确方向
EMBO的特色和影响力要感谢其历届领导者。第一任主席是英国物理学家、放射生物学家Raymond Appleyard。他在最低限度的官僚主义下，建立和实施了EMBO的奖学金体制。
上世纪60年代末，14个国家开始为EMBO活动提供资助：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法国、希腊、以色列、意大利、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典、瑞士和英国。
Kendrew最终协议担保了10个成员国资助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EMBL）。在他担任第一任主席期间，1974年，EMBL在德国海德堡正式成立。或许EMBL位于舒适的、颇具历史性的大学城附近，以及与LMB有许多相似之处并非完全的巧合。
EMBL的成绩包括，1995年Christiane Nüsslein-Volhard和Eric Wieschaus因其早期胚胎发育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实际上，局外人有时很难区分EMBO和EMBL的不同点。但可以肯定的是，离开谁，另一个将无法维持。
DNA重组研究的转折点
1973年，EMBO也搬到了海德堡，英国分子生物学家John Tooze接过帅印。1982年，Tooze创办并开始编辑《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杂志》。直到20年任期期满，他几乎是单枪匹马运行着该期刊。
正是这份期刊，将EMBO的名气带出欧洲，并提供了第二个收益流。目前，在细胞生物学和生物化学领域，该期刊影响力名列第19位。
正如DNA重组技术一样，Tooze的接手在该领域引起轩然大波。包括Ken和英国爱丁堡大学的Noreen Murray在内的EMBO成员开设讲习班，为欧洲科学家介绍这一新技术。Murray的一位早期学员正是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英国皇家学会现任主席Paul Nurse。
“我们获得了许多经验，也接触到了当时的许多卓越分子遗传学家。”他在2004年出版的《EMBO：40年的成功》中写道。
1975年2月，美国科学家提出对DNA技术可能存在的危险的担忧后，科学家在加州阿西洛玛召开会议，通过了DNA重组研究自愿中止协议。Tooze告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EMBO无法建议欧洲研究人员采用当时尚在筹划之中的高限制性指导草案，并且该组织设立了自己的DNA重组委员会。
在Ken Murray的帮助下，Tooze组织了一项实验以证明将病毒DNA融入细菌质粒比其作为完整病毒粒子的一部分要安全得多。
结果，NIH与EMBO在英国举行了研讨会，随后收回了指导草案，该草案要求所有的重组研究要在生物安全等级3的实验室进行。“我认为，这是监管DNA重组研究潜在生物危机方面的转折点。”Tooze说。
初涉政治
1994年，爱尔兰戈尔韦大学学院Frank Gannon接手EMBO后，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我将EMBO视为促进科学向欧洲渗透的一种方式。”Gannon说。为了将EMBO成员结合到一起，他引入年度研讨会，并启动了一个名为“青年研究者项目”的奖励和指导计划。
2000年，为EMB提供资助的成员国数量翻了一番，并且涵盖了科技力量相对落后的若干东欧国家。由于祖国的科研环境较差，这些国家的许多年轻有为的科学家正在海外工作。因此，EMBO设置了“安置津贴”，以帮助这些国家为重新返回的研究人员提供帮助。
接下来，EMBO投入到对抗欧洲委员会科研捐助政策的战斗中。欧盟的框架计划是“自上而下”的资助体制，并且欧盟不会为个体科学家提供经费，因此学界对欧洲研究委员会（ERC）有了不断增长的需求。
EMBO为达成改变而进行游说，2007年，ERC成立。在最初的5年里，它为480个欧洲机构的2500位研究人员提供了40亿欧元经费。尽管一些国家的一些机构不可避免地占有不均衡份额，但EMBO和ERC都坚持所有的经费应当基于价值原则。
EMBO现任主席是不知疲倦的Maria Leptin——德国科隆大学遗传研究学院教授。多年来，该机构顶层的职业管理者为了解该群体的科学家让位。他们将每日的运营留给了Leptin前任（德国分子生物学家Hermann Bujard）设置的专业秘书处。
Leptin面临的最大困难或许比她的前任们更大：EMBO是什么？目前，EMBO已经将其1500个固定会员资格扩展到神经生物学和生态学领域。准会员可以是任何国籍，并且任何科学家都能申请EMBO奖金，并前往欧洲研究机构任职。2012年，EMBO停止拼写其名称，并采用“EMBO：卓越生命科学”的品牌。
但EMBO仍有新旧问题需要解决。由于语言障碍、退休金结构以及其他许多因素，欧洲科学家在各国间的流动更困难，相比之下，美国科学家在自己的国家就有大量先进的研究机构。另外，EMBO还需要解决职业结构改变问题。
无论如何，与50年前EMBO成立之初相比，欧洲的科研环境发生了极大变化。地缘政治格局依然为该机构留下了需要攀爬的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