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不足两月，也就是今年8月底，朱清时就要卸任南科大校长。离开学校，朱清时将何去何从？
2014年7月2日，朱清时在办公室里接受了齐鲁晚报记者的专访。
离任之后
会去故宫博物院
齐鲁晚报：您在南科大工作了五年，也是南科大备受争议、风雨兼程的五年。您现在回头看，有什么体会和感受？
朱清时：这五年我透支了太多的身体，压力很大，身体一直不太好。南科大从无到有，一直在争议中前行，我感觉在当下的中国，南科大每走一步都是异常艰难。这些年南科大风波不断，甚至有些时候差点翻船，只是我一直硬着头皮在孤独中思考，在内心里保留一分自信和坚持。
客观地说看到学生学到真正的知识，取得骄人的成绩，将来能为社会做出大的贡献，我还是很高兴和欣慰的，我相信南科大依然有众多可能，将来大有可为。
齐鲁晚报：您卸任南科大校长后，将要做什么？
朱清时：其实我到南科大工作之前，已经在故宫博物院的古陶瓷研究基地工作。我想我离任之后，还是会去故宫博物院做我喜欢的事。
正朝着健康方向发展
我们没有失败
齐鲁晚报：南科大自2007年创校以来，似乎就贴上了改革的标签，作为一所大学，它被赋予了太多意义和期许，对此您怎么看？
朱清时：从一开始，我就能理解大家对南科大的关注。因为在我们国家，教育改革是一个大问题，很多人对教育改革都有意见，但是真正实践的人又很少。南科大从一开始就想探索高校改革的问题，因此我们有了教育去行政化改革，我们还要回答钱学森的问题——“我们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些都是社会很关注的问题，想要看看南科大究竟能做成什么样。
齐鲁晚报：被遴选为南科大校长，你不可避免地从一开始也被贴上了标签，您觉得您做成了什么样？
朱清时：南科大正在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我们没有失败。
齐鲁晚报：南科大作为高校改革试验田，您这些年认为做得成功的是什么？
朱清时：我们要办一所好大学，重要的是有好教师、好学生、好的规章制度这三点。我认为这三点我们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齐鲁晚报：您可以详细讲讲您这些年改革的得失吗？
朱清时：第一，我们引进了优秀的教师队伍，我们做到薪酬待遇与国际接轨，使得国外能有好待遇的优秀人才，来到国内的待遇也不会下降太多，这一点国内清华、北大、中科大、复旦等名校也都注意到了，但是他们是用特殊政策和待遇的方式来招聘人才，而我们南科大是把这一特殊政策和待遇给常规化。
第二，就是保证工作环境能使教师们更好地工作，使研究经费的申请更容易，特别是让年轻的助理教授或者副教授都可以申请到研究经费。在购买设备、请研究员等与研究项目相关的事务上，年轻教授不仅有自主权，还有自由支配的钱。
第三，南科大实行教授治学机制，南科大的学术问题都由教授委员会和教授委员会选出的学术委员会来决定，使教授能够参与到学校的建设中，使得他们在学校有主人翁的意识。
每个争议都认真读了
但我不会在意
齐鲁晚报：南科大在招生上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朱清时：我们招生后来和教育部协商，使用“631”的模式(即高考成绩占60%，学校自组能力测试占30%，学生平时成绩占10%)来招生，学校的自主权占到30%，打破了高考一考定终身的惯例。这30%和高考并不重复，测试能力素质、智商，读死书的学生就会被淘汰。
这样就能吸引到很多好学生，特别是农村和非重点中学的好学生。去年从报名的6000多个学生中招收了388名(编者注：目前学校在校人数已超600人)，这部分学生的平均高考成绩超重点线70多分。
齐鲁晚报：南科大一直在争议中前行，您是怎么对待赞美和争议的，一半海水一半火焰？
朱清时：每一个争议我都认真读了。对于那些有误解的观点，比如南科大不登顶就是失败，因为不了解情况而产生的争议我都不会在意。
我真正在意的是学生的反应，是不是学到了真东西，有没有进步提高。因为学生的反应是未来社会的反应，而改革成果的标志应该是社会的反应，社会反应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我不会在意批评，我有自信、有把握，南科大这几年走得很踏实，我坚信南科大能成长为一所很优秀的大学。
“五年校长生涯，我留有两大遗憾。”卸任在即，朱清时跟本报记者坦言，南科大虽然走出了前几步，但离登顶的路还有很远，“我希望下一届校长更加年富力强，更有思想，能够把南科大改革进行下去。”
高校最大的弊病
是人治而不是法治
齐鲁晚报：您认为这五年南科大进行的改革，触及高校教育改革的核心了吗？
朱清时：目前中国高校最大的弊病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说白了就是“行政化”，“去行政化”是最大的改革。因为大学是一个学术机构，必须按照追求学术卓越的 原则来运作，而不能按照谁官大谁说了算的方式来运作。中国学校多，规模大，但是培养不出人才，行政化就是主要原因。只有去行政化才能重新焕发大学的生命力和活力。
齐鲁晚报：那在南科大这个新生的大学里，没带这么多枷锁，“去行政化”的改革情况如何？
朱清时：第一，南科大是去行政化 的，没有行政级别。但是这也给我们造成了很大影响，因为现在社会普遍讲究行政化，比如去外面开会的时候，我们都要坐到后面。但是也解除了行政级别带来的束 缚，比如聘请教务长等“三长”、系主任、研究所的所长，院长等等职位时，可以不考虑级别而是看能力，而且他们没有级别，能进能退。
第二，我们的干部管理分为两类，一类是管理干部，职能部门的干部成员，由党委按组织程序管理。另一类是业务学术类干部，比如院长、院系主任、研究所所长等。由校长提名在校委会上任命。这样使得南科大的校长有了干部管理权。
第三，南科大的领导层也分为两类。一类是上级任命的，只有五个，是有行政级别的。另一类，教务长等“三长”，由教授选举，由校长提名在校委会上任命，他们没有行政级别。
难就难在所有人
都觉得自己懂教育
齐鲁晚报：但在今年年初，对于李铭(深圳市原公安局长)接任您做南科大党委书记一事，很多人都认为是南科大的“去行政化”改革失败了，您怎么看？
朱清时：不能这么说。我刚被遴选上时，还没有同意任职，曾和政府商量的“书记、校长一人兼得的模式”，这个是一种探索，南科大的探索。对于下一届，政府 准备把校长和书记分出来，这样做也是一种探索。哪种模式对南科大的改革好，还在探索。我们只有等下一届完成后才能够拿出来对比一下，看哪一种模式是适用于 高教改革。
齐鲁晚报：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再次提出高校的去行政化改革，为什么这项改革就这么难呢？
朱清时：“去行政化”不是这几 年才有的，早就有了。但是那时候不像这些年一样受到大家的关注。很多人对教育规律不是很了解，其实我很赞同前总理温家宝的一句话：“大学要由教育家来办 学”。
教育家就是真正懂教育的人。而现在大学作为一个行政机构，不可能按照教育的规律来办。大家对于不懂的领域，都会谨慎一些，但是难就难在所有人都觉得 自己懂教育，自己能管，所以教育就很容易行政化。
齐鲁晚报：也就是说，您觉得既有体制的原因，也有社会风气的原因？
朱清时：我只能说是因为每个人的观念不同，我们需要一大批有风骨的人，这样我们去行政化才会容易实现。而现在中国教改最大的问题就是有风骨追求教育真理的人太少了。
不能因为还没有
登顶就说它失败
齐鲁晚报：即将卸任，您觉得今天的南科大达到您当初的设想了吗？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朱清时：差距是存在的，但是理念是最后的目标，比如“去行政化”，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走很多步，每一步都要实事求是，不能摔跤。现在不能拿前几步和最后 目标来比，重要的是已经走了多久。我们不能苛求一开始就能够达到目标。现在南科大就像在登山，走出了前几步，不能因为还没有登顶就说它失败。
齐鲁晚报：今年3月底，华中科技大学的校长李培根卸任告别，作了“遗憾”主题的演说，文中19处提到遗憾。您也即将卸任，有没有遗憾？
朱清时：我有两大遗憾，一是领导团队没有建设完备，因为没有学术副校长，我承担了很多行政事务。部门领导岗位之前是尽量精简，让他们从基层做起，想要让 他们几年后根据能力任职，目前还都没有健全。
没有健全是因为之前都忙着去改革组建学校，等到有条件健全中高层领导班子时，我的任期已经快要结束了，时间不 够了。第二是，南科大的章程，特别是管理体制还没有建设完备。
要改革就需要有经验，要有实践，等到这些外在条件都快满足时，我也要卸任了，只能留给新的校 长去做了。
齐鲁晚报：作为南科大首任校长，对下一任校长，您有什么期待？
朱清时：我希望下一届校长更加年富力强，更有思想，有更高的学术声誉和号召力，能够把南科大改革进行下去，希望在他手里，实现把南科大办成一所国际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目标。我很清楚，只有等南科大最后成功时，我们这头五年才是真正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