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在贵州大学举行的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论坛上，主管部门什么该“管”、什么该“放”的命题成为论坛内外热议的焦点。
中南大学党委书记高文兵的一段关于“管”和“放”的故事让现场爆发出哄笑和热烈的掌声。2004年贵州大学和贵州工业大学合并组建新的贵州大学时，贵州省曾邀请高文兵参加一个会议，研究贵大总规模、体制、设多少学院和专业等议题，省领导和政府各职能部门负责同志在座。
会议目的介绍完后，请经验丰富的高文兵先发言。他一上来就对省领导说：“都什么年代了，你们还这样？一个大学这么点自主权都没有。”
高文兵建议省里就研究两件事：一个是谁当校长，另一个是给多少钱。“把这两件事定了，让学校关起门来自己研究学校的事”。
他提完建议后，主持会议的省领导对大家说：“今天就到这吧，散会。”
在高文兵看来，该放权的就要放权。郑州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炯天则谈到，该管好的要管好同样重要。
“教育部门应该让地方高校能够充分享受部属高校的政策，配置同等的政策性资源。”刘炯天说，“当然还有最大限度的资金支持。”
刘炯天直言，包括国家重点学科、博士点、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等优势资源评审布局中，地方“211工程”高校、省部共建高校与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的政策差距太大，并不公平。
贵州大学校长郑强认为，这就是该管好的事情没管好。他说，在管理体制和中央财政投入方面，中西部有13个省、自治区的高校长期被忽视，甚至被边缘化。郑强的调研结果显示，包括河南、江西、贵州等中西部地区13个省、自治区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而在这些省份，高校总数超过600所，占全国高校总数的近30%，在校学生总数占全国高校学生总数的近三分之一。
郑强提供的另一组数字更是让现场传来一阵叹息：贵州大学在校学生6万人，人数超过绝大多数“985”、“211”工程高校，但自1949年至2012年的63年间，中央财政对贵州大学的累计投入为1.63亿元。
“这63年的投入还比不上我以前工作的浙江大学两个月的投入。”郑强说，这非但谈不上教育公平，反而让人担忧差距正在越拉越大。
目前，教育部在中西部“非直属”的14所高校开展“中西部综合能力提升工程”，从2012年至2015年累计投入70亿元支持建设，刘炯天和郑强所在的高校都名列其中。他们希望，不要把加强中央对地方高校支持与中央倡导的简政放权混淆，短期的帮扶项目应该转化成长效的投入机制，扭转中西部13个省区高校“管不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