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4年4月，“日本版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法案在众议院上通过，送往参议院等待表决。
（1）“日本版NIH”的设想
此次众议院通过的法案，主要包括政策法案“健康医疗战略推进法案”和组织设置法案——设立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医疗研究开发机构”（暂定）。其中，根据此前公布的草案内容，新机构成立后，日本将“规划全盘战略，优先考虑医学研发的目标和研究目的”，并将对该领域的研究开发预算进行统一管理（目前分散于厚生劳动省、文部科学省、经济产业省等），而后分配至大学和研究机构。这是日本“健康医疗战略推进法案”的基本内容。
而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医疗研究开发机构”的组织设置法案如果最终通过，则意味着“日本的NIH”将成立。根据计划，作为其核心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医疗研究开发机构（暂定）将于2015年开始运行。
（2）“日本版NIH”与NIH的差异
“日本版NIH”作为日本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其初衷在于支持创新型医疗技术的商业化。根据去年提出的草案内容，“日本版NIH”强调可以更好地融合政府、学术界和私人领域，“可以大力支持创新型医疗技术的商业化”，“探索创新技术，刺激经济发展”，“规划全盘战略，优先考虑医学研发的目标和研究目的”。日本科学委员会主席Takashi Onishi则指出，“很多研究人员都认为，我们应该更好地将基础（生物医学）研究和临床研究相结合”。
然而，与NIH相比，“日本版NIH”规模很小——预算规模约1 200亿日元（约为NIH的1/30左右），人员约300人。在此规模下，“日本版NIH”能否如预期促成日本的“健康医疗战略”（根据此前的公开资料，战略目标包括提供世界最高水准的医疗，创造健康长寿社会的新产业，拓展海外新产业）受到置疑。
（3）基础研究将受阻？
在这些对比中，最受置疑的就是，“日本版NIH”计划强调结果导向，但上述投入和做法是否足以支撑“创新型医疗技术”存疑——在有限的资源下，过度地以“刺激经济发展”为导向，有可能使得日本在该领域的基础研究受阻，“创新型医疗技术”也终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木之本。
例如，1987年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得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任职的日本学者利根川进（利根川 進／とねがわ すすむ）在评价日本这一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NIH）为范本设立的计划时，就指出“对日本的基础研究来说，简直像自杀行为。”
大阪大学大学院生命机能研究科在题为“对‘日本版NIH’的担忧和要求”的评论中指出，按照“日本版NIH（暂定）”的构想，如果基础研究支援越发劣化，将最终损害日本该领域的研究环境和人才条件——研究者自发的研究必然是基础研究，而这需要公共资金的长期支持。
（4）NIH的历史沿革
在论证中，不少科学家都提及，NIH的发展始于1887在纽约建立的卫生学实验室，其现有机制是在上百年的历史演变中形成的。事实上，1930年，美国Ransdell法案把“卫生实验室”更名为国立卫生研究院，并给予研究基础生物医学问题的基金资助。1938年，在马里兰州设立NIH总部，其院内项目主要定位于基础实验研究；20世纪40年代，美国公共健康服务中心（PHS）定义了二战后的医学研究，在将国立癌症研究院（NCI）成功地将资助项目推广到NIH的同时，授权NIH进行临床研究，这最终使得NIH唯一的临床医学中心于1953年成立。
20世纪60年代，NIH的发展逐步进入了“黄金年代”。自1964～1972年间，在NIH有研究经历的人员中，有9人至今已获得诺贝尔奖，其发现的突破性研究成果包括低密度脂蛋白受体、G蛋白偶联受体和气味受体等。“巧合”的是，这9人均毕业于医学院校，有良好的临床知识和医疗工作经历，复合型的专业背景促使其在NIH开展良好的基础研究——在当时，基础研究也是医学教育的核心内容，而基础研究也是当时的临床工作者促进自身职业发展的重要途径（此外，《医师法案》给予NIH员工豁免权不用服兵役，也是部分研究者进入NIH的原因）。可以说，当时的研究真正架起了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之间的桥梁，是“转化医学”的典范。
此后，随着大型临床研究项目的开展、医疗机构规模的快速扩展，医疗机构内的研究人员和基础研究减少，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渐行渐远，两者之间的脱节日益明显——尽管300亿美元左右规模的研究经费中，一半经费用于支持基础研究，但其成果不断受到置疑。作为对策，NIH在本世纪提出了“转化医学”的理念。正如前文中大阪大学大学院生命机能研究科所指出的，从长远来看，研究环境和人才条件才是根本——能否重现“黄金年代”的辉煌，取决于基础研究者是否有严谨的医学训练作为背景。
（5）从NIH的演变看“日本版NIH”
由此来看，尽管“日本版NIH”与NIH有不少类似之处，但两者在除了规模、结构的差异之外，在研究环境、人才条件等时代背景下也有很大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也就意味着“日本版NIH”要实现初衷，或许有很大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