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未来10年生命科学会大热

北京时间3月31日晚11点，瑞典当地时间下午5点，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的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的颁奖典礼上，清华大学施一公教授荣获2014年爱明诺夫奖。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为施一公颁奖，奖励他过去15年运用X-射线晶体学在细胞凋亡研究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上海观察者网报道，施一公教授成为爱明诺夫奖自1979年设立35年以来的第46位得主，同时也是首位获得该奖的中国科学家。

爱明诺夫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评选，该院还负责每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经济学奖的评选。

多年来致力于细胞凋亡研究领域的研究

施一公教授是国际著名的结构生物学家，2013年相继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外籍成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教授多年来致力于细胞凋亡研究领域的研究。细胞凋亡又称为程序性细胞死亡，是在所有多细胞生物发育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基本生命过程，与细胞分裂、分化等过程共同协同保证机体的健康和稳定。细胞凋亡的异常是癌症发生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揭示细胞凋亡的分子机理不仅可以加深对这一基本生命过程的了解，还能够为开发新型抗癌药物提供重要靶点和线索。自1998年以来，施一公领导的实验室主要结合X-射线晶体结构生物学和生物化学手段，系统地研究了细胞凋亡的发生和调控机制。他们的科研成果不仅清晰地揭示了细胞凋亡通路中的一系列分子过程，根据其研究的一项科研专利也已被转化为治疗癌症的新药进入二期临床试验。

施一公教授荣获的爱明诺夫奖，是由瑞典皇家学院于1979年设立颁发的国际奖项，用以奖励世界范围内在晶体学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每年颁发给不超过3名科学家，个别年度空缺。施一公教授是2014年爱明诺夫奖的唯一获奖人。

爱明诺夫奖自1979年设立以来，有来自意大利、澳大利亚、法国、美国、以色列、日本、英国、瑞典、德国、荷兰、奥地利、瑞士和中国13个国家的46名科学家荣膺该奖项。

据了解，瑞典皇家科学院创建于1739年。自1901年起，瑞典皇家科学院就开始负责每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评选，自1968年起，又加入了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银行经济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此外，瑞典皇家科学院还负责评选克拉福德奖、肖克奖及爱明诺夫奖三项国际性大奖。

施一公：我是施一公，我是河南人，中！

谈起施一公，大家都知道，他是河南人的骄傲。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把老家河南记在心里。无论什么人问他是哪里人，他总是会很自豪地说：“我是河南人！”在很多场合，他都不忘为家乡河南鼓与鼓掌。

郑州《大河报》报道，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受邀走进大河网2014“两会”会客厅，接受采访。关于老家河南，他说要走科技强省的路子，要注重人才培养；关于自己，他坦陈自己只是普通人，但也要为河南做贡献。

采访的最后，施一公用标准的河南话对这镜头说：“我是施一公，我是河南人，中！”(编者注：“中”的使用是河南方言一个显著特征，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好”、“行”。)

放弃美籍 被认为是中国科技界吸引力增强的标志之一

施一公198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1990年赴美留学。1995年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物理博士学位，其后在纽约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1998年获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助理教授，2001获聘该校终身教职，2003年、2007年分别晋升为正教授、讲席教授，曾是该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席教授。2008年入选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中心(HHMI)研究员，因全职回中国工作而婉拒。

施一公自2003年起每年回到清华大学讲学，帮助母校的生物学科建设，2006年底开始在清华大学建设实验室，2007年实验室开始运行。施一公2008年辞去普林斯顿大学的教职，全职全时回到清华大学工作。2009年至今，他担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2009年至2013年，他还兼任了清华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

回国前，施一公教授主要致力于细胞凋亡研究，系统地揭示了细胞凋亡通路中关键调控步骤的分子机制。全职回到清华后，他在继续细胞凋亡研究的同时，开辟了与疾病相关的重要膜蛋白的结构与功能以及具有重要生理功能的大分子机器组装及调控这两个结构生物学的前沿研究方向，并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施一公迄今发表学术论文140余篇，被SCI引用15000余次。他以通讯作者发表论文于Nature、Science、Cell35篇，其中13篇以清华大学为通讯作者单位发表于2009年之后；其研究成果曾连续两次入选“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他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青年人才，其中十余人已经在中国和美国独立领导生物物理前沿研究的实验室，并取得优秀成果。施一公积极与国内同行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中国在生物物理和结构生物学相关领域的整体发展。

施一公教授的杰出成就获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充分认可。2003年他获得国际蛋白学会颁发的“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是该奖项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裔科学家；他回国后先后获得教育部长江讲座教授、首批入选“***”特聘专家、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成就奖及谈家桢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等。2013年，施一公陆续入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AAAS)外籍院士、美国科学院(NAS)外籍院士、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EMBO)外籍成员。2013年12月19日，施一公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在美国生活了18年的施一公，2008年初全职回到清华大学工作，后来还放弃了美国国籍。他的归来被认为是中国科技界吸引力增强的标志之一。

“生命科学会大热”

在新药研发领域，施一公所代表的是最传统的中国式科学家的状态，他们不会因为一个东西与癌症、生产新药有关而去研究，他们只是享受研究过程中发现的乐趣，但“我也希望能够把我的发现用于解决实际问题”。

施一公被认为是中国科学家海归运动的标志性人物。广州《南方人物周刊》报道，1997年，接到普林斯顿大学的录取电话时，这位书生气十足的科学家脱口而出：“我很高兴接受这个职位。”他实验室的老师曾因此批评他：“如果我是你，我不会这么快就答应下来。”——接到电话，正是该谈价钱的时候。

没有谈价钱就去了普林斯顿，在那个“美国最适合做研究的地方”，用5年的时间，施一公成了终身教授，还拿到了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院相当可观的研究经费。然而，又过了5年，他决定回到中国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施一公的研究领域是结构生物学，“与其他学科非常不一样。在其他学科，过程很重要，而结构生物学中，过程，原则上来讲，是不重要的……你拿到结构后，才是结构生物学的起点，进而，对生命科学的解释、预测和潜在药物分子的设计，这里面有无穷无尽的乐趣……”

关于结构生物学的妙用，他常举的例子是对抗HIV病毒的药物研发。HIV要在体内进行复制的时候，它需要一种蛋白酶把一个多蛋白切成三段，在1989、1990年间，有三家公司同时推出了三种针对这种蛋白酶设计的药物，药物分子能抢先结合在蛋白酶发生作用的位点，使得它不能正常工作，这样，尽管HIV可以在体内转录、翻译，却不能够成熟、组装，侵染下一个宿主。

在施一公自己的实验室，主要的研究对象是膜蛋白，那里包含着大量制药产业中的重要的药物靶点——目前已上市的靶点药物中，针对膜蛋白的大约占40%-50%。

施一公曾说，对做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人来说，如果每天一门心思去研究那些跟癌症有关的东西、生产新药——总之能拿专利、赚钱，他会觉得有拔苗助长之嫌。“因为很多科学发现，并不是你计划之后发现的，而是在充满兴趣的研究中，有意无意才发现的。”不过，这些发现往往对分子制药产生巨大影响，却是在他的预料之中。

在复旦大学的一场讲座中，施一公鼓励那些不知道何去何从的生科院学生，“如果你喜欢科研，就不要轻易地放弃”，他说，并不是毕业后就去大企业任职才能有更多的机会，在实验室同样有机会，那些跨国企业并不短视。为了证明这个事实，施一公举了一个例子：他认识的一位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美国教授，某一天忽然接到了著名跨国医药企业的任命，转眼间就成了那家公司研发部的负责人，带领一个上万人的研发团队，而以教学和科研为“一生事业”，即使是对商业毫无兴趣的施一公自己，目前也是5家著名药企的科学顾问。

很多年后，大家不得不承认，科学和商业的分家是阻碍当时美国医学进步的一个主要因素。就在今年，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与跨国药企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开展在肿瘤学和免疫学领域的新靶点识别和验证的研究项目。

对中国新药研发的未来，施一公曾表示，中国研制新药的成本远低于美国，因为美国在原原本本地创新，而中国却大多在走破译对方专利的“合法捷径”，短期内这也许是中国制药的唯一出路。“未来十年生命科学行业会大热，分子制药业也会成为其中最大的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