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青”20周年：新老聚一堂 共叙“杰青”情

20年来，“杰青”的资助额度不断在调整，数额从几十万元调整至数百万。但随着“***”、“万人计划”等引才计划的出台，在专家们看来，“杰青”的经费资助仍有调整的空间。

1994年，中国设立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并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

2014年，“杰青”迎来它的20周岁生日。

弹指一挥间，20年来，不少优秀的青年科研人员在“杰青”资助下脱颖而出，科研生涯获得极大的提升，不断迈向更高的平台。院士、校长，在3000多名“杰青”获得者中，这样的高层次人才不计其数。

“杰青”究竟具有哪些神奇的力量？未来“杰青”还需要哪些方面的完善？日前，多名“杰青”获得者共聚一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没有‘杰青’，就没有我的今天”

“对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杰青’，我一直抱着一颗感恩的心。”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樊代明院士饱含深情地说。

他是1995年的“杰青”获得者。获得“杰青”资助后，他从第四军医大学一名普通的教授成长为主任、校长乃至院士。“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忘了科学基金、基金委，它为很多科研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广大的平台。”

樊代明认为，“杰青”的诞生有它特殊的背景。彼时，改革开放之后，科技迎来自己的春天，但此前的“十年动乱”对科技界影响巨大，导致人才出现断层，同时论资排辈之风盛行。而“杰青”的出现恰逢其时，对科研经费的分配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谁行谁就得，不看别的条件”。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刘加平也坦言，获得“杰青”是对自己“革命性的支持”，因为资助的金额“超过前面获得的好几个基金的总和”，对他从事的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的研究帮助甚大。

西安交通大学热流科学与工程系主任何雅玲认为，“杰青”对于青年人才成长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尤其着眼于引领未来的基础研究，其管理机制是由专家决策，注重申请人的学术水准和综合素质，公平性很强。“‘杰青’管理突出尊重人才、宽容失败，对鼓励年轻人潜心科研有着巨大的作用。”何雅玲说。

“它让我从个人研究转向

注重团队组建”

对于历届“杰青”来说，获得资助之后最大的转变，大多是从单打独斗转向团队合作。

“之前我的科研，往往是被市场牵着走，哪个方向能挣钱，就从事哪方面的研究。‘杰青’为我们这种希望在某领域深入研究的青年人才提供了平台，让我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结合国际热点、国家需求，进行自由探索。”西安交通大学科研院常务副院长荣命哲说。

在荣命哲看来，获得“杰青”之后，他的科研生涯由“个体户”向团队协作转变。“以前我都不太注意团队交流。但科学发展到今天，尤其在工程领域，更需要团队的力量，需要群策群力。我们开始注重组建以几个同行为核心的团队，开始更加注重团队成员的发展。”荣命哲说。

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熊利泽是2007年的“杰青”获得者。获得资助之后，他也提高了对自我的要求，一是发表论文从国内更多地转向国外，尤其是高影响因子的论文越来越多；二是开始注重从事一些临床转化成果的研究；三是更加关注科研团队的培养，“让他们也成长起来”。

“它对团队建设影响非常大，有了资助，我们就可以利用先进的设备，集中力量在一些领域作出成果，打响国际知名度。”2009年“杰青”获得者单智伟如是说。

“应考虑对‘杰青’的后续支持”

20年来，“杰青”的资助额度不断在调整，数额从几十万元调整至数百万元。但随着“***”“万人计划”等引才计划的出台，在专家们看来，“杰青”的经费资助仍有调整的空间。

荣命哲认为，目前中国科研行业竞争非常激烈，“甚至有点混乱”，其原因和许多基金具有竞争性有关。他认为“杰青”需要加强非竞争性科研经费的投入，“比如对完成‘杰青’项目好的，可以考虑给予后续支持，但需要对标准进行严格限定”。

“另外，自然科学基金在国际化合作上也有死穴，应该放开步伐，可以让外国学者和中国学者一起申请中国的基金，考虑接受中外科学家联合团队的申请。”荣命哲同时表示。

对此，单智伟也有同感。他说：“一流成果靠人才，我们的基金能不能考虑对全世界华人、科学家开放？毕竟基础研究不涉及一些国家机密的东西，可以让全世界的科学家来共同参与。”

他还认为，应考虑对“杰青”的后续支持，“不能说答辩会完了就完了，就不管这些获得者的科研活动了。能否有第二期乃至第三期的资助或者规划，这一点需要基金委慎重考量。”单智伟说。

“希望未来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够更加‘通俗化’，让社会大众能够更加清楚地获知科研人员所做出的一些工作和贡献。”熊利泽给出这样的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