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挪用、乱用科研经费现象受到公众广泛关注，舆论矛头直指科研人员。乱用科研经费理应受到法律制裁，但《中国科学报》记者调查发现，这些现象的背后还存在更为本质的社会问题，科研“工蜂”的生存问题亟待关注。
忙于生计的科研“工蜂”
10月底，张毅（化名）收到了本月工资单，工资单上各种收入加起来不到5000元。他不禁对着工资单苦笑：“这点工资还要用来养房子、车子、孩子！”
张毅是湖北某省属高校的一名副教授，从事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偶尔还能拿到省里或者国家的科研经费。他在日本工作过一段时间，他看到，日本教授一旦获得职位，其工资收入便能够养活一家人。“现在，我很羡慕他们能安安心心地 搞科研。”他说。
中科院长春应化所副研究员王家海也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2003年，他在美国读博士，每月工资折合人民币一万多元，而2009年回国后，身为副研的他，工资仅有4500元左右。
2012年9月，创造“蚁族”一词的对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廉思出版了《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一书。
书中指出，和那些有名望的专家学者相比，高校青年教师收入少得可怜；甚至也无法和那些公司白领、金领相比。要想改变窘迫的生活状况，必须想办法赚钱。然而，他们又被科研任务捆绑，可谓付出多、回报少。因此，廉思用“工蜂”来形容这些拥有知识、创造知识的高校青年教师。
“都说教师、科学家是高尚的职业，但这点工资让我们如何‘高尚’？”张毅表示。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严重不匹配，为了过上体面的生活，科研“工蜂”不得不忙于生计。
在廉思的调查中，青年教师为了摆脱窘迫的生活状况，往往在外做兼职、代课、帮人做工程设计。而最近，关于科研人员挪用、乱用科研经费的质疑让很多科研“工蜂”觉得很委屈。
“科研经费的确该用在刀刃上，但作为青年科研人员，工资和经费几乎难以维持生活与科研。有时甚至还要拿私人积蓄补贴实验室。”张毅愤愤不平地说。
甘肃农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李世腾（化名）也为科研“倒贴钱”。“前几年出差补助每天只有30块，要是雇车、吃饭，自己还要往里面贴钱。”他说，“没人愿意出差。”
智力劳动应受尊重
“要科研，还是要生存？”面对生活与科研的双重压力，普通科研人员产生了这样的疑问。
在两者之间，很多人选择“填饱肚子”。他们开始不断地争取横向课题和其他渠道的资金，做大量低水平，甚至是重复性劳动的研究，违规报销和套用经费的行为也随之产生。
“要想做好科研，生活得有保障。”张毅说。
“没有体面的薪资和严格的执法，哪个行业都一样，别指望科研人员会更高尚一点。”中科院电工所研究员霍小林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目前，我国的科研经费管理办法明确指出劳务费预算占项目经费总预算的比例应该严格控制在15%以内，而且只能用作支付项目组临时人员的工资以及咨询专家的费用，正式的科研人员不允许从中支付应有的智力成果收入。
张毅表示：“我自己承担的课题不能给自己发劳务费，只能给学生发劳务费。这简直太荒唐了！”
采访中，科研人员们都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在现有的科研经费管理中，他们感到在科研中的劳动投入得不到承认。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副所长李正风曾撰文指出，“科研经费的人员相关费用的预算比例过低”是目前课题制科研经费管理的问题之一。
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罗非也指出，国家规定给科研人员的薪水的确微薄，不改变政策,单纯追究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的责任，是不合理的。
李正风在一篇论文中指出，我国国家科技计划的经费配置长期存在着“见物不见人”的思想，重视物质条件建设，忽略研究者的劳动报偿。
他进一步解释，在计划经济体系中，科研单位的人员工资都由财政“足额”拨付。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在科研人员的劳动报偿要完全或者“部分”通过市场机制获得的前提下，充分尊重科研人员的劳动是提高科研人员工作积极性和提高科研水平的必要保障。
劳务费到底怎么给
记者在调查中获悉，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科研和教育事业单位参照公务员待遇。除此之外，课题经费有相当一部分是劳务费，作为科研人员的补贴。
例如，在美国和日本，科研经费通常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直接面向研究人员的科研补助，只限用于与研究相关的事宜；另一部分则不但可用于研究成果专利申请相关费用，还可用于支付研究负责人和辅助研究人员的薪酬。
“应该普遍提高科研人员的基本收入。”中科院政策所研究员陈安认为提高收入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李正风则建议，应取消正式科研人员不能提取劳务费的限制，建立按劳取酬的机制，并设置额度。“这样既承认了科研人员的劳动，也限制了其盲目申请经费以获得额外收入的现象。”
中科院院士李小文也表示，国家应该理直气壮地增加科技投入中人头费的比重。他建议，可以以“***”获得者为参照系，建构一个合理的、金字塔形的实际收入梯次结构。
“当科研经费的增加或减少不能对科研人员尊严地位的提高产生决定性影响时，科研经费自然就会被科学家按规矩严格使用。”陈安指出。
陈安认为，要打破经费管理“立规极严”、“执行极难”的局面，尊重科学研究的灵活性和规律性；同时减少不同层级职称之间收入的巨大差距。
李小文指出，要增加对中小项目的科研投入，扩大青年基金的范围。并在此基础上，建立项目申请的金字塔结构，让其成果体现在进一步的优青、面上等基金的申请上，以此激发希望和动力。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李侠进一步强调中小项目扩容的重要性，“这会在更短的时间内培养能够服务于科学事业的年轻人，而他们是未来科学的发展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