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月我到美国爱荷华州大学（Iowa State University，Ames），随后在肯塔基大学（Universityof Kentucky,Lexington）农学院做博士后研究。在肯塔基大学做研究期间，最让我难忘的是实验室的经历。我的导师是来自加拿大的Bruce博士。他做事认真、严谨，一丝不苟。在跟研究人员讨论问题时，他不仅耐心倾听，更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问题。即使在卫生间、走廊，也常常见他和人们讨论问题。此外，只要天气许可，每天下午1点多，他一定会去运动场和他的朋友们踢一场足球，以此来保持他旺盛的精力和激情。虽然实验室里有研究生和博士后，但他仍然坚持自己做研究。即使在周末，也常常能看见他在玻璃温室里种植和观察试验材料。
正是在这样严谨、宽松的实验室研究氛围里，科研工作进展顺利。我在《J. Biol. Chem.》以第一作者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部分研究成果和后来的博士后的工作合作发表在《The plant cell》。美国导师对科学研究的严谨、务实、执着和善于思考的态度，让我难忘，也极大地影响了我。
随后，经美国导师Bruce博士推荐，瑞典哥德堡大学（Goteborg University）细胞和分子生物学系Olsson博士邀请我到他的实验室做研究。我们全家有幸来到了瑞典，一个让人难忘的北欧国家。
我们所在的哥德堡市靠海，有许多的岛屿。即使在城区，也有大片森林，我们住的小区就在森林边。森林里有小径，人们常在那跑步、遛狗。我的导师住在一个小岛上，有码头、足球场、教堂、学校，几乎是一个完整的社区生活。守时是北欧国家给我最深的印象。如果你在岛上生活，你必须准时到达码头，否则您将会多花上一倍的时间去等候下一班渡船。由于北欧的冬天特别寒冷，为了减少人们在室外候车的等待时间，所有的公共交通车辆几乎都做到了准点到达，只要你按时达到候车地点，你一定能准时出发。
在北欧，准时很重要。我记得有一次，实验室开讨论会（Seminar）。我们有一个博士研究生迟到了。导师很生气。过后，我跟他交流，他给我讲了他女儿的网球老师讲过的话：If you are earlier, it is fine; if you are on time，it is late; if you are late for one minute, you are a dead meat!( 如果你提前到达，那很好；如果你准时到达，那也算晚了；如果你迟到一分钟，你将没出息！)。
我的瑞典导师Olsson博士为人和蔼，也很幽默，实验室有很好的研究氛围。经过努力，我以第一作者在《BMC Biotechnology》发表研究论文1篇，以合作者在其它刊物发表研究论文3篇。导师的许多课题，都是和其它大学、企业合作。特别和企业的合作，让实验室研究经费充裕。这一点我们中国的企业应该学习。国外的企业更愿意跟研究机构合作，提供研究经费，这样的合作往往能提高公司在产品上的创新。但在中国，企业往往问研究机构有没有科研成果，马上可以成果转化。他们不舍得给研究机构提供经费。当然，中国的科技人员收入太低，这也让许多科技人员心生浮躁，即使企业提供经费，也很难保证去做好研究。有些做育种的科研人员，从别的地方引进一些品种，试种后就当作自己育的品种。一些科研成果无法达到所说的所谓成果,有人曾说中国的科研成果70%以上是些垃圾。所以，广西某位领导曾说，希望科研人员要把研究成果写在八桂大地上。我们的科研项目申报、管理机制，职称评价体系急需创新、急需改革，才能更好的出人才及创新成果。
2010年回国初期，面对申请研究项目难，研究经费少的困境，我能坚持不放弃、不坐等；而是一如既往的和研究团队的成员一起，克服种种困难，寻求多种途径，脚踏实地在自己新的研究领域中努力做好各项基础工作。经过这些积累，研究项目陆续得到资助。我想这也是得益于我在国外多年的学习与磨练；得益于我在国外做博士后期间，导师们对所从事的科研事业的热爱，付出与执着的人格魅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