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校开始评职称以来，教授的数量就持续增加。前段时间，与我的导师一起吃饭，他就讲，文革后开始评审职称，有些人没有一篇论文都可以晋升教授，如当时的教务处长就没有论文也晋升了教授。那时只要在高校呆的时间够长，资格够老就可以了。以至产生了“教授多如狗，讲师满地走”的局面。为了控制教授的数量，后来晋升教授，条件就开始加码，教授的门槛开始提高了。只从发表论文的条件与要求来看，从三篇论文，到五篇论文，提升到现在的五年内十五篇核心期刊论文。从只要是正式期刊都可以，到要求是统计源以上期刊，再到只算核心期刊，到现在只看SCI，有些甚至要求只看国外出版的SCI期刊，还要有I区或II区的SCI论文。有人讲，欲升教授的人希望教授的门槛越低越好，而过了这个门槛的人，就希望这个门槛越高越好，能跨过这个门槛的人越少越好，以限制其它人来分享教授们所能得到的各种紧缺资源。
由于编制的限制，现在升教授越来越不容易，必然会产生大量升不到教授的人。什么人可以升，什么人不让升，就看这个门槛如何设置了。南京大学率先采用了SCI论文这个新标准，发现采用了这个新门槛后，通过这个硬指标，一方面卡住了不少想升教授的人，更多的好处是SCI论文比国内的核心期刊论文在国际上影响力要大得多，这个SCI的门槛，使很多想升教授的人必须写SCI论文而跨过这个门槛，这样，学校发SCI论文的数量就会飚升，从而很快地提升学校的学术地位。中国人最强的就是模仿了，这个提升学校在国内外学术地位的捷径很快就被国内的其它高校学习，并广泛采用，导致我国的SCI论文总量迅速增长，目前达到稳居世界第二的位置。
升教授的门槛真是大学教师工作重点导向的指挥棒。想当初因在企业工作过几年，拖到2000年我才升为副教授，2005年时间到了要升教授，就是因为没有SCI论文而晋升失败。虽然那时SCI论文还没有作为必要条件，但学术委员会投票时已有明确的导向了。升不到教授，心中不快是肯定的，但我知道，我不能要求升教授的标准来适应我，只能改变我自己来适应这个标准。作为搞技术开发，及工程应用为主的教学科研型老师，为了升教授，我也要写SCI论文！2006年我发表了第一篇SCI论文，2007年发表了二篇SCI论文，2008年咬着牙，我又发表了三篇SCI论文，这样，在2008年底，终于晋升到了教授职称。
总体上来讲，相对于社会学校还是一块相对比较干净的地方，我晋升教授，没有给人送过一分钱，我成为教授，可以评审其它人升教授了，也没有收过其它人一分钱。晋升到教授，请同事们吃饭以表示庆祝和感谢到是有的，好像我还开心地请吃了二次！有人讲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矛盾也成堆，我看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大家都是相对比较独立的个体，合得来就合作，合不来，就各自单干。我的感觉就是，与人为善，就是与已为善，你尊重别人，也就得到别人的尊重！
我们学院还有几位像我这样，以搞技术开发与工程应用为主的老师，他们的能力得到业界的认可，在工程应用领域，有些已成为比较有影响力的专家，但就是因为SCI论文的影响，到现在都没有升到教授职称。他们的研究生，有些毕业后离开我们学校，去了一些地方性大学都升到教授，而学生的导师仍是副教授。
大学的晋升教授的刚性标准都是提前公布的，虽然有不少人垢病标准的公正性，既然是标准，就必须执行。晋升不到教授，心中一定非常郁闷，但大家至少知道，这不是因为某领导故意卡谁的结果，而是这个不适合“资深老师”的SCI标准引起的。领导安抚这些对学院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的“资深老师”，除语言上的安抚外，也给他们争取了上岗教授的位置，虽然没有教授的投票权，工资也不变化，但也给了“面子”，这样就维持了一种和谐的工作环境。
每个人很容易看到自己的优点，也比较容易看到自己竞争对手的缺点，每次晋升职称后，感觉晋升不公正的事时常发生，我们大学也有过，如上访，在大学办公楼前展览自己的成果来说明评审的不公。我也经历过几次晋升失败，失败后心情差是肯定的，但我能看到我竞争对手的优点，对方能成功，都有他的可取之处。故每次失败后，我就按新标准要求，确定主攻奋斗方向。
其实即使是副教授，自己坦然接收它，也没有什么问题。想一想社会上一定还有不少能工巧匠，真正有学问有本领的人，连副高职称都没有呢。我们在电视上，有时也看到参与节目的老专家，介绍时就是副教授的头衔，大家也不会觉得他们比别人低一等。在电视节目中，二大名嘴斗嘴皮，谁还在乎哪个名嘴有没有大学文凭呢？另外，不同的学校，教授职称的含金量也有一定的差异。有次开座谈会，一位来自清华大学的副教授，年纪也不少了，且谈吐不俗，我们知道他的成果也不少，聊起来他讲，他们学院一年只有一个正高名额，这样一年一年就拖下来了。大家对此也表示理解，报以一笑，只要他自己没有压力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