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发布时间和平台的选择上刻意保持低调，但中国工程院7月1日公布的2013年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还是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质疑：173位候选人中，竟有数十位企业高管赫然在列。（7月5日《福建日报》）
在中国工程院公布的173位有效候选人中，企业高管居然占据数十个席位，令人意外。虽然候选人构成具体信息不详，但可以预料，除了企业高管之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高层官员也占了很大比例。可见，院士成“院仕”，院士评选去行政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最突出的例子是，2010年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八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过85％是现任官员……研究院士制度近10年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则认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现象是一种必然，无非是受中国人骨子里“官本位”文化的影响。
“官本位”是寄生在社会肌体上的一颗毒瘤，已经严重侵入和腐蚀了当今中国学术界，也严重影响着中国学术界的价值判断与利益分配。事实上，正是看到了为官者在学术领域中的通赢与通吃现象，所以才会有大量的学者甘于去做一些琐碎的行政事务，甘于以牺牲学术研究时间为代价，去换取行政职务，以及蛰伏在官位之上的诸多权力。而在学术界，拥有官位与权力，就意味着拥有大量的科研经费以及各种社会特殊资源，行政至上而非学术至上，实际上已经牢牢主宰了学术界的地位与方向。
在“官本位”活色生香的背景之下，哪怕是有绝大多数的院士成为“院仕”，也不足为奇。问题是，当学术不能归学术，行政不能归行政，二者的位置交错重叠、混淆不清时，学术研究只能成为科学领域中的“鸡肋”，成为行政官员贴在脸上的“标签”，这无疑是中国学术界最大的悲哀。因此，两院院士评选若要真正去行政化，首先应脱掉候选人的“官袍”，除了限制政府官员之外，也要限制企业高管和学术官员的比例，让那些长期从事科研且成果卓著的普通科研人员，在两院评选中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