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神坛上的科学
自启蒙运动以来，哲学家们认为，科学知识是从观察所获得的事实中推导出来的，是对外部世界的真实摹写（即“自然之镜”Mirror of Nature）。由于科学知识是不以科学家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知识”，因此它与宗教、哲学、艺术等一般人类知识是不同的。在科学知识有别于其它知识的各种特征中，科学结论的“可检验性”是最基本的特征。也就是说，科学知识必需经得起重复实验的检验。可检验性保证了科学“自纠机制”（self-correction mechanisms）的运行，因此在科学中，发生各种欺诈行为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这种情况即使发生，因为它“是在一个有效的、民主的、并能自我纠正的系统中”，因此是可以得到自我纠正的。少数科学舞弊行为是与科学本质无关的现象。［1］
20世记初，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物理学革命进一步在宏观和微观的层面上揭示了自然的规律，为人类认识世界和利用自然规律造福人类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在这个背景下，20世记30年代产生了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新实证主义（即逻辑实证主义），他们认为，理性实证的科学方法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的唯一正确的科学方法，并适用于一切知识领域。逻辑实证（经验）主义为科学披上了一层迷人的哲学外衣，把科学推向神坛。［2］
1942年，科学社会学家默顿（Merton RK）在他发表的“民主秩序下的科学与技术”一文中（此文后被收入作者的“科学社会学”一书，并改为“科学的规范结构”），提出了科学的规范结构（Norm structure of science），即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公有主义（Communalism）、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有组织的怀疑主义（Organized skipticism），并认为它们构成了科学的精神特质（Ethos of science）。在默顿看来，科学是超脱于一切其它职业之外的特殊领域，在这个领域工作的科学家们完全从推动科学发展的愿望出，无私利地追求科学真理；科学研究的成果为全人类共享；他们根据一种非个人的、普适的标准来判别其研究结果科学价值，并对一切宣称为科学的发现（或知识）以一种合符理性的怀疑态度鉴别其真伪，以保证科学知识的真理性。这样，一个科学的乌托邦建立起来了。科学开始取代宗教，成为真理和价值的判定标准。［3］p361-376
苏格拉底说过：“一切完美无瑕的东西只存在于人们的大脑里，而不存在现实的世界中”。科学能例外吗？
二，科学不端行为：一种科学的“病理学”
严谨地定义“科学不端行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上世记80年代，美国一些科学机构，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The National Science Fandation），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等都提出过定义范本，但都因爭议太大，而末能被接受。1999年10月，一个隶属于总统执行办公室的、由总统科学顾问主管的科技政策办公室（The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提出了一个比较可接受的有关科学不端行为的定义：
“科学不端行为（Misconduct）是指在申请、实施、评议研究项目、和报告研究结果时的捏造（Fabrication）、篡改（Falsification）、或剽窃（Plagiarism）。此定义中的研究，是指在科学、工程、和数学的各领域内的一切基础、应用和论证研究。捏造是指编造结果，并记录和或报告这些结果。篡改是指不正当地操控研究材料、设备、过程；修改或删除数据或结果，以致研究记录不能真实、准确地代表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研究记录是指导致生成研究结果的数据和结果记录，它包括：有形的和电子的实验记录、研究建议、进展报告、摘要、论文、口头陈述、内部报告和杂志文章。剽窃是在未指出相应出处的情况下，将他人的思想、方法、结果或文字据为已有。也包括侵占在匿名评议他人的研究申请和投稿论文时所获得的上述各项内容。科学不端行为不包括无意犯下的错误（Honest error），或无意导致的观点差异（Honest differences of opinion）。”
定义还附加了科学不端行为的判定条件。应当指出，本定义所指称的范围没有涵盖人文科学各领域；不端行为的范围也忽略了在申请基金，求职等过程中伪造简历等这类问题。因此它尚需进一步完善。［4］p157-158
科学史料的分析发现，科学从实证的实验研究开始，不同形式的科学不端行为就开始出现了，一些伟大的科学家也不能免。被称为近代实验科学之父的伽利略就是一个喜欢进行“思想实验”的科学家，他有名的自由落体的实验，别人从来沒能重复过。以致有人“怀疑伽利略是否真的做过那种实验”。伽里略本人似乎也并不忌讳这种用“思想实验”获得科学结论的方法。在他著名的《关于二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中，伽利略生动地描述着一个球从航行中的船桅上作落体运动的情况。但当别人问他是否亲自做过这项试验时，伽利略毫不在乎地回答：“没有，而且也没有必要。因为无需任何实验，我就知道必然如此”。著名科学史家布罗德（Broad w）和韦德（Wade N）认为，“从西方实验科学开始的阶段起，对（实验）数据就存在一种模棱二可的态度。一方面，实验数据被当成真理的最终仲裁著；另一方面，事实在必要时又要服从理论，假如与理论不符，甚至可以加以歪曲”。这生动地说明，现在被认为明显的科学不端行为，在现代科学诞生时起就普遍存在着。［5］p14-15
另外一个令人称奇的故事发生在达尔文身上。达尔文在他著名的《人与动物情绪的表达》一书中，使用了各种表情的人面照片，它们表达了达尔文确认的人类的几种最基本的情绪：悲伤、喜悦、兴奋、愤怒、轻蔑、厌恶、惊讶、担心、恐惧和害羞等等。后来从达尔文遗留下来的档案和通信中发现，达尔文在此书中发表的一些照片是修饰过的。比如书中的一些人面表情是用电极刺激面部肌肉群而造出来的，书中另一张表达嘲笑表情的照片，则是摄影师雷兰德（Rejland O）的妻子专为滿足达尔文所需，而扮演出来的。英国艺术史家普罗杰（Prodger P）认为，虽然达尔文这种用人为扮装的表情来拼凑他想象中的自然表情，是一种应受责疑的行为，“但从很多方面讲，《情绪表达》一书的出版都标志着实验影象学的诞生。它无法遵循科学摄影的准则”。［4］p53-55这样，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实验影象学的诞生就是以作假开始的？根据目前披露出来的资料，涉及科学作假的伟大科学家还有：托勒密（Ptolemy C）、牛顿（Newton I）、巴斯德（Pasteur L）、孟德尔（Mendel G）、密立根（Millikan R）等。［4］p42
近几十年来开始大量暴露出来的科学欺诈案例，是从上世记70年代萨默林（Summerlin W）科学作假案开始的。萨黙林毕业于埃黙里大学医学院，在做了几年实习医生后，于1971年投奔明尼苏达大学的罗伯特.古德（Robert Good）实验室，在他指导下进行移植免疫方面（抗移植排斥）的研究。古德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免疫学家，他一生署名发表论文就有2000多篇，与其它人合作写作或编辑著作50多本。1973年3月甚至成了“时代”杂志（Time）的封面人物。萨黙林在他的手下也成果不断，受到古德的特别宠信。1973年1月，古德被任命为著名的纽约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所（Memorial Sloan-Kettering Institute for Cancer Research）所长，并把萨默林一起带上，负责移植免疫实验室的研究工作。在明尼苏达时期，萨默林就开始了一项具有重大临床意义研究。萨默林说，异体皮肤、组织和器官在体外培养几周后再进行异体移植，就可以避免移植排斥的发生，并宣称他已经用这个方法在兔子和小鼠的皮肤或角膜移植上获得了成功。
古德新官上任，急着要出成果。他对萨默林的工作寄于厚望，不断催促他尽快将研究结果发表。1973年3月，萨默林在美国癌症学会年会上宣布了他的研究成果，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人的皮肤在经过4到6周的组织培养后，移植到任何人身上都不会发生免疫排斥”。第二天，《纽约时报》在“实验室发现可能帮助解决器官移植问题”的通栏标题下，报道了萨默林的研究成果。萨默林一夜成名了。但是此时危机己经开始出现。其他研究人员，包括他自已实验室的研究人员都不能重复他的结果。萨默林急于表白自己的结果是真实的，1974年3月26日上午，他将据称经过皮肤移植的白鼠送给古德过目。在此前他用黑色水笔将二只白鼠皮肤涂上几块色彩浓重的黑斑，称这就是移植存活的黑色小鼠的皮肤。古德看了很高兴。萨然默林将小鼠送回饲养室，动物室的高级实验师馬丁（Martin J）将鼠笼放进原来的位置时发现，小鼠的黑色皮毛颜色异样，在用酒精擦洗后，这些黑色就被洗掉了。萨默林的作假立即暴露，后续的调查发现，他以前的多篇论文都有类似的作假行为。萨默林随后被开除，在学术界消失了。萨默林明目张胆的作假丑闻震惊了整个科学界，被称为“科学界的水门事件”。［4］p89-92
然而，萨默林科学作假案只是上世记七十年代倒下的笫一块多米诺骨牌，随后的几年，不断有性质恶劣的科学作假丑闻被揭发出来：如1979年的耶鲁大学的费利格-索曼案（Felig-soman）；1980年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的约翰.朗案（Jhon Long）；1981年哈佛大学布里格姆妇科医院的达西案（Jhon Darsee）等。［4］p134其中影最大的是1986年爆出的涉及诺奖得主的“巴尔的摩案”（The Baltimore Affarir）。此案审理长达10年之久，其间形势跌宕起伏，对科学在公众中的形象造成的影响深远而恶劣。［4］p160-203近些年来，科学欺诈案不断暴露于各种顶尖的科学杂志，2011年底“科学家”（The Scientist）杂志网络版发表了题名“2011年顶级科学丑闻”（Top Science Scandals of 2011）的文章，历数了去年一年中5项著名的科学丑闻，并回顾了2010年的另外5项重大科欺诈案件的处理情况，反映了科学不端行为在近年来有越演越烈的趋势。［6］
这些科学史上以及近几十年来连续揭出的科学丑闻说明，神坛上的科学并非如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们描述的那样超凡脱俗。历史和现实中的科学不端行为决不是偶然发生的事件。著名的科学史家贾德森（Judson HF）责疑道，面对越来越猖厥的科学欺诈，使“我们无法迴避一个具有颠复性的问题，那就是在某种重大意义上，欺诈是科学体制所固有的吗？”。［4］p37科学开始清楚地展现了它本质中“病理学”的一面。
三，默顿的困境及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兴起
1957年，默顿在他发表的“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一文中，首次提出了科学产品最独特的性质，即“原创性”（Originality），并由此确定了科学发现的优先权（Priority）原则。［3］p384-400这样默顿就走进了他自设的陷井中：既然原创性是科学产品的价值判定标准，在科学和技术发明上爭夺优先权，就成了科学家追求自身利益理所当然的合理行为，这就使科学的“无私利性”的特质在理论上处于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而在科学史上为爭夺优先权而不择手段的先例不胜枚举，其中牛顿为微积分的发明权与莱布尼茨的爭论己广为人知。关于发现艾滋病病原（HIV）的优先权的爭夺，甚至变成了美国和法国二国之间的利益之战。虽然2008年诺奨企图将其一锤定音，但爭议至今未了。对于科学的普遍主义，默顿是这样认为的：一项研究成果能否得到承认，不取决于提出这项成果人的个人或社会地位；与这个人的种族、宗教、阶级以也没有关系。黙顿认为，科学界釆取同行评议、论文审查和重复实验这三项措施，就可以确保这个普遍主义的贯彻。但不断暴露出的科学丑闻使默顿关于科学的“普遍主义”的特质受到普遍的质疑。美国研究诚信办公室顾问、密歇根大学科学史家斯坦尼克（Steneck N）曾作过一项时间跨度达20年的，有关科学不端行为的研究。2000年他在发布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在科学研究中存在着相当高比例的“严重不端行为”，“其程度达10％或更高”。至于象修改数据或选择性地使用研究结果，论文不实署名等问题几乎普遍存在［4］p144，尤其在生物医学和临床医学研究中，这种情况的“发生率高得惊人”。［4］p135而许多科学不端行为大多没被揭发出来，己暴露的科学丑闻也不是通过同行评议、论文审查发现的。而重复实验通常只会在问题暴露以后才进行。大量事实证明：科学，实际上是掌握在一个利益相互纠缠的精英集团手中，他们制定科学规划，确定拨款项目，决定项目申请人的命运。他们决定着论文能否发表，并享有约定俗成的成果免检的特权。［5］p71-87在这种状态下，科学的普遍主义只能是一句空话。这样，不断暴露的科学丑闻，和科学界实际存在的现实使默顿关于科学的精神气质的描述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困境。
上世记70年代英国爱丁堡大学以巴恩斯（Barry Barns）、布鲁尔（David Bloor）等为首的一批激进的科学社会学家，对默顿的科学社会学发起了攻击。他们认为默顿只是在科学建制的层面上，对科学进行社会学的诠释，但对科学活动的产品，即科学知识本身的性质及产生过程，却丝毫不敢涉及，因此仍摆脱不了“科学婢女”的形象。他们认为，科学知识作为一种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与其它一切知识（比如，文学、艺术，及其它社会科学知识）没有什么不同，从而把对科学的社会分析推进入“科学知识”领域。他们组成的“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s）小组，提出了“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以社会建构主义的研究纲领取代了默顿的功能主义研究传统，推动了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大转向。这种“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认为，科学知识并不完全是纯粹自然实在的反映，而是社会实践或社会制度的产物。科学也有非理性的一面；他们认为科学知识是科学家在实验室中按预构的理论“制造”出来的；相同的科学实验及其结果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和不同的结论，因此科学知识具有不确定性；科学知识可以与客观的实在（Reality）无关，却可以通过宣传，以及相关的社会群体内部的协商妥协等一系列社会过程，而被科学共同体所接受。因此，科学实际上是一种利益的平衡和权力的游戏。他们甚至认为“实在是我们制造的，而不是被我们发现的。”［7］SSK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不同的学派，如巴斯学派、巴黎学派等。他们虽然研究路径不同，但共同的目标都是对传统的科学形象进行全面的解构。
“科学知识”历来是哲学家们的研究领地，并认为这个“自然之镜”是不能进行社会分析的。现在社会学家大胆地进入了这个领域。这些SSK的学者们极其执着和认真地开创着他们的事业，把科学知识放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对其进行哲学的、社会学的、历史学、语义学甚至人类学的研究。他们深入实验室，记录科学家的日常工作，观察科学知识是如何“制造”出来的。他们证明了，理性并非是科学的唯一要素。创造力、想象力、直觉、偏好等许多非理性因素，在科学知识的形成的过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而对科学知识的考察一旦进入了“社会过程”，科学头顶上的耀眼光笀就消失了。科学是一种社会建制，它由被称为科学家的人们运作着，而科学家在人性和社会性上，与普通人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也有私心杂念，也有高级和低下之分，也得为稻梁谋，也得为名忙，为利跑”。那么各种科学不端行为的发生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这样，科学开始走下神坛，回归人间。对这个问题，布罗德说了一句很深刻的话：“科学舞弊现象突出了科学合乎人性的那个方面。”［5］p190
科学知识社会学在更深层次上揭示了科学的一些本质特性，尤其在科学知识的产生及其性质方面的探索，已远超出了黙顿学派，因此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就取代了默顿的科学社会学，成为西方科学社会的主流。SSK的兴起和发展使人们走出了科学主义的迷思，让科学走下神坛。这是一个进步。但它过份强调了科学实践中的非理性方面，极端性地提出“反对方法”，有从反对科学主义走向了反科学的危险，在相当程度上歪曲了科学的真实面貌。这点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8］SSK的出现和发展有着深厚的科学哲学背景（如波普尔的“证伪理论”，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以及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等），并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密切相关。［9］本文限于篇幅，不拟对此作进一步地阐述。
SSK学者们并无意为科学不端行为寻找辩解的理由，但其理论却在客观上为科学不端行为的存在提供了某种“合理性”的解释。在他们看来，科学家们从事科学研究的原始动力是来自于对客观世界的好奇心。但其中广泛意义上的“私利追求”也是很强的驱动力。在实验科学发展的早期，各种科学不端行为的动机可能更多地来自于对荣誉的追求。但目前，科学已成为一种规模厐大、投入巨大的社会建制（Institution）。据统计，1953年在科学研发领域的投入为27.83亿美元，而到2002年则上升了28倍，达到781.85亿美元。而在产出上看，从17世记中叶以来，科学论文的数量，每15年就增加一倍。近年来，“获博士学位的人数，在职科学家的人数，杂志的数量和杂志的厚度，每篇论文作者的人数”都在以指数增长的方式在扩展。科学已成了一种科学家赖以生存的职业。在这种情况下，同行之间的竞爭日益加剧，压力越来越大，“惩处与回报”的巨大反差，使道德约束变得越来越弱。科学不端行为与各种现实利益纠缠在一起，使之越来越成为一种生存需要。科学本质中潜在的黑暗面便日益凸现出来。贾德森认为，“科学的极度扩张和隨之而来的变化，正是科学欺诈凸显出来的背景环境”［4］21-23
四，加强对科学“病理学”的研究
法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康吉特（Canguilhem G）说：“正是变态（Abnormal）引起人们对常态（Normal）的兴趣。规范（Norm）只是通过这种偏离才得以确认。功能只是因被破坏才得以揭示”。［10］康吉特的学生、法国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和医学史家福柯（Foucault M）深受他这一观点的影响。福柯的许多研究，都集中在犯罪、疯癫、疾病等被认为是“失常或变态”现象上。福柯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疯癫与非理智—理性时代的疯癫史”。他通过对这些社会中的“反常”现象的研究，更深刻地认识社会的本质，此文成书后影响很大，成为福柯的代表作。医学史上也不乏这种通过“反常”的病理现象认识机体生理功能的例子。比如，医学通过呆小症（甲减），凸眼症（甲亢），以及侏儒症（生长激素不足）及巨人症（生长激素过多）等病态现象的观察分析，才逐惭认识甲状腺和脑垂体的生理功能，开辟了内分泌学的研究领域。事实证明，“正常”与“反常”是事物二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研究事物的常态特点固然是认识事物的重要方式，但对“反常”的研究也是通向对客观事物本质认识的重要途径。库恩认为，科学范式（Diagram）的转换就是由常规科学中的“反常”引发的，并最终导致科学革命的发生。［11］
对科学不端行为的历史和现状的考察表明：各种形式的科学欺诈行为伴隨着科学的出现而同时发生，并隨着科学体制的扩大和发展，越来越频繁地表现出来。实际情况是，各种科学不端行为的发生率隨着社会的普遍道德水准的变化而涨落。各种“学术行为规范”条例的出台，并沒有防止或减少科学不端行为的发生。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科学不端行为是一种科学的本质特性。科学中的不端行为就象生命中的疾病一样，是与生命本体不可分离的。但是就象人生病不治疗就会死亡一样，虽然疾病不可避免，但医学仍要发展，治病救人始终是医学的崇高使命识。因此，虽然科学不端行为总是会存在，但对之必需严加防范和惩处，否则科学的大厦就会坍塌。认识这一点，正视这一现实，我们在面对科学不端行为时，学术界能减少许多不必要的焦虑；公众也可以以正常的心态保持对科学的信心；而科学管理者则可以通过全面掌握科学本质规律，更有效地保持对科学不端行为的引导、监督、控制和惩处，从而更有效地地推进科学的发展。
几百年来，对“科学”这一特殊领域的研究己经积累了许多丰硕的成果，但对“科学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至今仍学派林立，相互爭论不休。［12］我们认为，不但要从科学实践的常态中去研究（包括默顿学派和SSK社会学家们的研究），而且还要对科学“反常”的另一面，即科学不端行为进行科学史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等方面的综合研究，才有可能达到对科学本质的真正认识。只对科学不端行为进行各种表相的分析和琐碎的论证，并不能真正地认识这种科学反常现象的本质，反而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过度忧虑，妨碍我们现实和理性地对待科学研究中出现的各种科学不端行为。单靠不断地推出各种“学术行为规范条例”也不能杜绝各种科学不端行为的产生。显然，在这个领域的研究需要一种创新的精神，这应引起国内学术界和科学政策制定部门的重视。去年（2012年10月1日）《美国科学院学报》（PNAS）发表了一篇题为“大多数撤回的论文都是由科学不端行为引起”（Misconduct accounts for the majority of retracted scientific publications）的研究论文（见本人上条博文“对科学造假的研究开始起步”），显示了一种对科学不端行为更加客观的态度。可能标志着对科学造假的研究已经开始起步。这种对科学不端行为特点的研究，可能比目前的单纯“打假-惩处”模式处理防范科学欺诈更加理性，它与“打假-惩处”模式的结合在对待科学不端行为的处理上，也许会更有效，值得关注。
注：本文曾以“科学不端行为是科学的一种本质特性”发表在《医学与哲学》杂志2012年第5A期，本博文略有增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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