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论证数期刊因子点数不行，20年前是论证不数论文数不行，30年前是论证不比贡献大小（多少是定性化的）不行，再前追到1950年前后，是论证是否有大学文凭（是洋的还是土的），再往前呢，就是留洋否？（见《围城》）。
自然科学作为外来的引进文化，早期就是靠留洋者。
到了1950年前后，有的学科好歹也有几百号人在搞，这就分出等级来了。洋博士，留洋的，大学的，专科的。就那么些人，洋博士也得跟专科生共事。日子相处久了，各自的长处、短处也就暴露无遗了。但是，洋博士的权威性是绝对的。
后来机会来了，行政权与学术权力分离。洋博士清高，不搞行政。而专科生和本科生的机会就来了。摇身一变，成为洋博士的领导。
几经波折后，洋博士的学术权威性土崩瓦解。
到了改革开放的初期，力图恢复洋博士的学术权威性，在一定程度上也达到了这个目标，但是，小权威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权力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争夺学术权威性的东周列国志在各学科全面上演。
争夺战的理由绝对充分：这与住房、工资、待遇是紧密挂钩的。
既然如此，先比贡献。大的好办，小的比来比去也就说不清了。
到了20年前，出于稳定人心的需要，只要是大学毕业的（含专科+补充文凭）基本上就几乎直接的成为付高。这种绝对的公平性令大家一片欢呼。
欢呼声刚落，问题就暴露了。搞了一个评、聘分家。能分得了家吗？分不了。
这样，也就出台了数论文数。数量够的，进正高。
位置已经大致分配完毕。后来者如何处理呢？提高要求，这就是数EI，SCI论文数，再强化到数IF数等等。
问题呢？还是与30年前差不多，喊叫的响的未必有真本事，不喊不叫的也无人理睬。
好了，现在又提出搞代表作制度。深层的研究工作没有几个人懂，不懂就可以不吭声，不吭声就是默认的否定（如果他是领导的话）。科普性的大多数人懂，一片赞成票。这就是结局。
对策也有，让外单位的来评审。再推而广之。让外国专家来评审。
主权何在？我主管的单位没权了？你们外来和尚给出的专家我敢用吗？
一切就又回到原点。根据对本单位的“贡献”大小来评审。
比如：科研经费、培养研究生数、有“影响”的论文数、担任的学术团体职务（位）、被邀请报告数、担任评论员次数、等等更细的条款。
比出生：洋的、土的；博的，硕的；是否211、985的；在职的、非在职的，等等。
还可以比：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听话的、不听话的；等等。
也就是说，在学术评价方面，历经30年的折腾后，几乎又回到原点。
学术上有普及型的评价原则吗？
如果没有，那又何必苦苦哀求呢？
学术问题只能是由学术自身的发展规律来评价。是由实践证明来评价的。
如果我们强人所难的去加以评价，其前提条件就是：学术上有货（深思熟虑），人品上没的说，还得有权威性（有大权）。
然而，有这三个方面素养的人又如何被鉴别出来呢？又如何坐到前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