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在中组部人才局“征求对***意见”的座谈会上，我们几个在加拿大工作的华人教授强烈呼吁：与其高薪从国外引进45岁左右的教授作为“千人学者”，还不如善待国内现有的青年科技工作者，为他们迅速成才创造良好的条件。并且我们还直言相告：在目前中国科教制度不变革的情况下，多数入选的“千人学者”不可能彻底放弃国外职位而专心回国工作。
据我所知，现今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所里27~35岁的青年科技工作者最为辛苦——在单位干的事情最多，而工资待遇最低，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经济负担重；文章要出，基金难拿；资历浅杂事多，行政人员的脸难看事难办。
不少中国学者认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中国科技人员的基金申请评审方面是做得最为公正的，那么基金委的工作还有没有提升的空间呢？我个人认为是有的，而且稍花工夫就可以得到有效改进和提升。
我认识一位青年博士，去年夏天从北美学成归国，到中科院一家研究所做科研工作。今年春天，她提交了一份青年基金申请，希望获得资助开展“南海北部边缘大陆结晶基地典型岩石的高压地震波性质的实验研究”。提交申请之前，她曾请我看过她的申请报告书，从申请者的素质和已有成绩、立项课题的质量（观点新颖，立论有据，办法正确）和人才培养等诸方面考虑，以本人多年参加美国NSF、加拿大NSERC以及欧洲一些基金的评审经验来判断，她的这个项目放在哪个国家都会得到资助。
7月，这位青年博士告诉我，她没有获得基金委的青年基金，我真为她惋惜。后来打听到，原来她的申请根本没有上评审委员会的评议桌。基金委一般将每份青年基金申请书外送三位专家进行通讯评审，如果其中有一位专家给申请打了低分，那么这份申请书就不被拿到评审委员会的终审会议上评议了。
又过了近一个月，她终于收到了基金委寄来的通讯评审专家意见。其中两位专家充分肯定了项目的科学性和重要性，建议资助。坏就坏在第三位“专家”的意见。他的评语很短，仅一句话：“该项目与其他学者（中国地质大学等单位）目前正在研究的课题（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内容相似，且是同一地区，因此不具有创新性，不同意资助。”
这位青年博士于是给基金委写信，对那位评审人关于“研究内容相似，且是同一地区，因此不具有创新性”推理的逻辑性提出责疑，“有无创新性要看各自研究出的成果”。并举例说，你要研究中国的板块构造，我也研究中国的板块构造，你有理由不让我也研究吗？
评审人理应从申请人的科研能力、已有的科研成果、所提申请的科学内容、方法、是否需要经费、项目是否有利于培养人才等诸方面严肃认真地进行评估。可惜，这位评审人没有这么做。他的出发点明显不是科学，而更像是源自利益考量。据我在加拿大自然科学与工程基金委的工作经验，这样的评审意见我们是不会采纳的，因为这样的评审缺少科学性，也不够严肃认真。我曾连续三年出任加拿大NSERC的评审委员，在加拿大所有的申请书，无论其外审意见如何，都必须拿到评委会议上桌面讨论，评审委员会先讨论，后无记名投票，才是基金评审的最终决定。
可惜的是，基金委并无人去调查这位“专家”评语所反映的问题是否真实，无人负责任地去把事情搞搞清楚：中国地质大学等单位是否有学者目前正在对南海北部边缘大陆结晶基地典型岩石的高压地震波性质进行实验研究？研究内容是否相似？研究目标、研究方法、预期成果是否相同？即使他们拿过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否发表过研究成果？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金振民院士在8月30日给我的电邮中写道：“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我们学校目前没有任何人从事南海地区的岩石地震波实验研究，评语中提到‘研究内容相似，且为同一个地区’是没有根据的，至少武汉地大校区没有人做类似题目”。于是，我猜测那位“专家”纯粹是胡评。问题是，正是基于这样的评判，基金委才决定不给那位年轻人青年基金。她不仅无法开展她想做的研究，而且在单位里连绩效工资也没有了。
本人是岩石地震波性质方面的专家，国际期刊上这方面的文章许多都是经过本人审稿后发表的。据我所知，迄今为止，国内对采自南海大陆北部边缘岩石试样进行高压（高达850~1000 MPa）地震波性质各向异性实验测定的人，只有这位年轻博士一人（即她在北美博士论文的第二部分），中国地质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迄今没有发表过该地区岩石地震波性质的论文，也没有能够测量岩石地震波速的静高压、大试样的设备。
这位年轻人，刚从国外学成归国，白手起家，正“等米煮饭”，这位专家却狠心封杀这样一位很有研究潜力的年轻人的青年基金申请（申请总额才28万元），实在不近人情。
对上述之事，国内许多人可能习以为常了，而年轻的科技工作者虽有意见，却忍声吞气，不敢提。一怕提了无用，二怕得罪人。然而，这种事情却根本不可能发生在加拿大，因为加拿大基金委不会把复杂的科技评审简化成数手指头：三个外评意见都是“优”的申请才上评审委员会的桌面，两个“优”和一个“下”就立马“枪毙”。
“数手指头”的规则貌似合理，其实相当不合理、不科学、不公正。此规则的最大好处就是省时省事，但很容易造成失误和遗憾。或许，中国的基金委每年收到的申请实在太多，人手有限处理不过来，只好出此下策。
此外，更重要的是，基金委的工作人员理应对评审专家反映的问题予以调查核实。
谁来保护我们的青年科技人员的工作热情？按理说，为这位青年博士的基金申请“抱打不平”是她工作所在的研究院所领导的事，轮不到我这个加拿大华人教授来越俎代庖，况且在国内无职无权的我在这里说的话很可能还会给她帮倒忙——有人跟我说：“你这样做不利于这位年轻人的成长。”
可是难道，在中国的科学界，不得罪人比追求公平公正更重要？就像两位海外华人科学家饶毅和施一公说的：搞好关系比科研水平更重要？
一个国家的科研怎么样，不看它的大学和科研单位有多少座大楼，而要看这个国家在制度上如何善待自己的青年科技工作者。青年科技工作者强，国家才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