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者的学术贡献能否被准确评价？在学术评价比学术研究还要花样繁多、还要如火如荼的咱中国，问这种问题的确有点不识趣。但学术人都明白，即使不明白，圣人的智慧和凡人的实践均表明，真正的学术是不能被准确评价的。
学术乃至所有智力贡献的准确评价相当于物理学中的精确测量（measure），是个高技术活，多数情况下即使技术再高明也无法对某个物理量精确测量。关于这一点，英国经济学家Charles Goodhart在1975年发明了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Goodhart定律：某种评价一旦被选择用来作决策时，这种评价就开始失去其价值了。（Once a measure is chosen for making policy decisions, it begins to lose value as ameasure）。Goodhart定律曾被应用于银行和其他领域的政策制定，实践表明，评价不仅破坏评价过程，也扭曲对评价目标的认识。
Goodhart定律类似于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原理——一个微观粒子的某些物理量（如位置和动量），不可能同时具有确定的数值，其中一个量越确定，另一个量的不确定程度就越大；例如，位置测量得越准确，动量的测量就越不准确，反之亦然。学术就像量子，所以也“测不准”；学术评价就像量子测量，任何测试量子的操作，都会改变量子状态，同样，任何学术评价都会使学术和学术评价本身变味，而且不是变好，而是越评越掉价，直至一文不值甚至肮脏一气。
最近，纽约州立石溪大学哲学和历史学教授Robert Crease发表“Measuring culture”一文，其中举了两个咱中国人最能信服的例子，实证了学术“测不准”。例子一，当你用标准化考试评价智力时，学校就会开始应试教育，而你也会把智力看作是学校教给孩子的应试能力。例子二，如果你用论文数量来评价科研人员的学术贡献，那么科研人员将会立马造出一大堆毫无意义的低劣论文，因此这种评价最终将不仅不能评出真正的学术，反而会使许多杰出的科学成就被低估。为了弥补纯粹用论文数量评价科研人员的不足，老外又想出了一个试图结合论文数量和影响力（impact）的所谓h指数（h-index），现在被广泛使用，但随着对h指数认可程度的提升，对付这种评价的变味招数也是层出不穷，可以预计，这种评价最终也将使评价毫无意义。从这些例子看来，学术评价也摆脱不了咱中国人都熟悉的一个魔咒：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既然学者的学术贡献不仅不能被准确评价，而且越评越不准，越评越掉价，越评越不利于学术本身的发展，那我们为什么还在如此频繁、如此花样繁多地进行学术评价呢？例如从评职称到评院士、长江、杰青、优青、百人、千人、万人、领军、拔尖、将才、帅才等令人眼花缭乱的所谓高端人才，一波接一波；再如，即使你对帽子位子无欲无求，你至少也无法摆脱供职单位的年度或任职考核，你的每一步学术业绩都要被精细地转化成工分或票票。不难发现，学术评价的根本目的是学术功利化。一个学者的学术贡献无论是主动要求还是被动接受评价，都要迎合带有强烈功利色彩的主观性评价体系或指标，而这些体系或指标基本上很难反映出学术本身的真正价值。只有功利化的评价体系或指标，才能“精确地”评价一个学者的学术贡献，也才具有引导众多学者对照指标朝着功利方向努力的强大力量。然而，正是源于这种强大力量，越精确的评价越能将学术最终导向远离学术的本质。
学术研究的本质是探究真理，很大程度上说也就是中国先贤所谓的“道”。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老子似乎在几千年前就告诫后人，真正的学术是无法评价的，能被准确评价的学术不是真正的学术。爱因斯坦说：“如果有一个能够应付现代科学需求，又能与科学相依共存的宗教，那必定是佛教。”佛法真理“不可云”，学术也似佛法真理，“不可云”，尤其是高深的学术，一旦“云”了，便失去了它的真相。真正的学术其驱动力是好奇和兴趣而不是功利，我们“道”学术，“云”学术，是因为我们还不是“寺庙”里的人，也因此，不要指望我们当中能出什么所谓的大师，我们充其量是类似GDP指标的贡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