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参加的一次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研讨会，主讲教授是 MIT 著名的海洋生物学家、最小的海洋微型浮游生物——原绿球藻（ Prochlorococcus ）的发现人，佩妮 · 奇斯霍姆（Penny Chisholm）教授。让我感慨的是，她介绍说，从一个基金会（创办人父亲出生于渔民家庭）获得了一笔资助时间长达 5 年、4 倍于其实验室常规经费的资金，来开展浮游生物的系统研究，只提交了一份 5 页纸的方案书，每年没有任何任务，只是年终给基金会的理事们做一次报告，讲讲研究进展。
在感叹如此宽松的资助环境与雄厚的研究基础结合，怎么能不出成绩的同时，我也在思考，这种宽松的学术环境是如何修炼成功的。为什么中国尽管近年来科研经费大增，但不是 “腕儿” 往往拿不到多少钱，而成了 “腕儿”，烦恼也很多： 科研经费多吧，每一个都有详尽的近期、中期和长期目标，申请书是厚厚的一摞，每过一段时间一次考评，总要有不少文书要干。
收获宽容
而在 MIT，类似奇斯霍姆教授这样 “收获” 宽容的案例，其实不在少数。
如果说奇斯霍姆是在纯粹的基础科研领域，那么生物纳米技术领域的罗伯特 · 兰格（Robert Langer），则是在热点的应用领域 “整事儿”。在聆听其讲座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更像一个西部牛仔而不是大学教授。他把脚踩在椅子上，讲起话来口无遮拦。但这不妨碍他拥有近 800 项专利，发表了 1100 多篇论文，包括多篇 Nature 和 Science。
兰格的研究风格可以用任意而为来形容，经常会在一项科研工作中异想天开，想到完善另一个主意，甚至停下手里的既定工作，而 “跟着感觉走” 突击研究的结果，则往往会让他短期内收获有趣的科研成果。
这样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做法，虽然可能延误既定的科研进程，却没有人追究，甚至还得到了鼓励。
在 MIT 知名的尖端信息技术开发机构、诞生了多位互联网英雄的媒体实验室（Media Lab）里，研究人员也可以用任意而为来形容。Media Lab 的一大特点，便是研发尖端的信息技术，引领社会需求。这里的很多研究人员并没有博士头衔，而是产业界的资深人士。但与产业界不同的是，Media Lab 的研发不需要考虑市场需求。这方面的研究包括： 通过数字技术来发现，人在陌生环境中的不安感，是受到了怎样的视觉刺激形成的； 或者在钱包里植入芯片，来警示消费者，这个月花钱又超支了。
宽容的秘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 MIT 以及类似的美国尖端科研机构，这样 “纵容” 奇思异想的科研，给科研人员创造一个宽容的氛围呢？
而考虑科研性因素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上述的被 “放任” 的例子，大部分都是真正的科研大腕儿。如奇斯霍姆教授所说，资助她研究的基金会发现，没有什么机构做过系统的浮游生物的研究，他们并不了解最终会得到什么科研成果，所以索性给钱让她 “胡来”。
在考察科学问题本身之前，必须先承认，整个社会的诚信状况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种诚信状况下，不论是科研基金管理人还是校方，都不需要设计繁琐的表格、严格的科研经费支出条例，制定定期考核程序，来防止科研人员在科研资金上做手脚。用经济学的术语讲，就叫 “交易成本极低”。（需要说明的是，MIT 报销时，什么钱能花、什么不能花，还是规定得很仔细的，但并不会根据科研进程来规定具体的花销项目，基本上是确定了一个基准后，由科学家自行调整）
那么，对于不是大腕儿的科研人员，科学宽容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我认为，如下因素可能在酿成科学宽容方面发挥着催化作用。
首先是长期形成的职业规范。说美国是全世界最自由的社会之一，是从政府管制程度低的角度出发的。我发现，从小学生开始，美国社会就会对伦理规范形成近似苛刻的要求。老师可以不在乎学生的学习成绩，但要发现学生们有一点纪律问题，那是一定会高度重视。自然，在大学、在实验室，这种规范教育也很常见，并且与中小学教育一起，自然地成为了社会规范的一部分。在每个人都自觉遵守这种科研职业规范的情况下，美国学生可以上课时坐姿随便、吃饭喝茶，但不用担心他们会真正的 “乱来”。
而在科研中对兴趣的鼓励，则毫无疑问与学术宽容是相仿相生的。既然是兴趣，那往往是个性化的。你感兴趣的不见得我感兴趣，但如果我是基金评委，那我就要充分肯定你的兴趣，只要它符合学术规范和基金申请流程。
学术机构真正的同行评议和个案评议也是学术宽容的基础。同行评议固然不排除压制后学的可能，但总体上后学的做法前辈是理解的，不像基于小学低年级数学的数数式评议方法，想宽容也没有办法，数目字不合格不好交代啊。
而个案评议则是由于不同机构使命和利益不同，本来就不需要统一的“无法宽容”的模板。最近，我与知名旅美华人学者、波士顿的Suffolk大学的薛涌教授交流，得知在他们学校，学校最大的使命就是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们觉得学费物有所值，自然也不会要求教授们作科研。教授们愿意做科研可以，那是自己的事情，不会得到学校支持，科研成果也对于拿tenure和升正教授作用不太大。但有些教授还想跳槽到名校去，做起科研来也就自得其乐。（其实接触了Suffolk大学、以及哈佛及MIT所在的剑桥市的以培养教师为主的Lesley的学生后，你会感觉到，他们不觉得哈佛或MIT学生比自己牛多少，因为他们能得到教授们多得多的关注）
除了规范和兴趣外，科学宽容的促成因素还包括广泛的和习惯性的跨学科研究。在学术上，跨学科研究是相对冒险的事情，因为你申请课题的时候要面对圈子以外的评委，这一点中外概莫例外。但当跨学科研究成为普遍的行为，面对圈子外的评委也就成了惯例。那个时候，如果评委们仍然把自己对某项工作的熟悉程度，作为资助的一个前提条件，就会耽误大量的优秀科研。在那个时候，学术宽容就成了必须要保证的东西。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去年 9 月份参与的 Ig Nobel（国内并不完全准确地翻译为 “搞笑诺贝尔”）颁奖活动，去年获奖的研究包括：雄甲虫错把啤酒瓶当成雌虫盯上的机制（生物奖），人们为什么会叹息（心理学奖），尿急的时候人们会对某些事情做出更加正确的决策、而对另外一些事情做出错误的决策（医学奖），哪一个不是兴趣主导的研究呢？ 想想如果没有学术宽容，这些难登大雅之堂、鲜有应用价值的科研，恐怕早就得不到科研经费的支持了！
当然了，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作为老牌发达国家，美国从社会领域到学术界，普遍享有一种比较从容的心态，做事情没有那么急，也就更愿意给人一些容忍，学术界也不例外。
不宽容是如何形成的
相比较而言，大家都会承认，中国仍然缺少一种能让科研人员放手探索的宽容环境。
2008 年的时候，科技部修改了科技进步法，即便科研项目没有达到预定目标，也可以结题。当时这一法案被冠以 “宽容失败” ，引发了人们在包括 Science 和 Nature 在内的专业媒体上的讨论。2011 年 11 月，在科技部介绍十二五科技计划时，这个事情又被重新提起。
之所以 “宽容失败” 这个词被反复提起，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都感觉到，中国科学界太缺乏 “学术宽容” 的氛围了。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形成了这种学术不宽容的环境呢？
这方面当然有发展阶段问题。用发展阶段论来理解学术宽容，最经常说到的就是：因为钱少，所以就要把好钢用到刀刃上。当然不能允许这好钢被浪费掉了。但仅仅用发展阶段来解释并不够。
近年来，我们的科研经费在不断增长，“咱不差钱” 的科研工作者也多了起来。但严格的科研考评、量化可比的发表记录、具体到甚至是一只铅笔开支的科研预算管理办法，让人们对学术宽容的呼吁变得无比苍白，让 “宽容失败” 的政策动议形同摆设。
同时，科研经费向大项目、大专家集中的现象也在同步发生。究其原因，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大项目能看到成果，大专家能 “完成任务”。资助一个没有进入领导视野的科研人员可能承担风险，而大专家即便做不出来，科技官员可以向领导交差， “因为是大专家么，做不出来又不怨我”。同样的道理，找一个科学家感兴趣的领域来资助，总不如找一个别人已经搞过、咱只要团结起来就能超过的领域资助更加安全。
而反过来看这个问题，则是对广大并非大专家的青年科学家们不够宽容。既然是青年科学家，既然没有大量的论文发表作为 “担保”，那资助的时候当然就要小心了，直到这样的青年科学家慢慢地媳妇熬成婆。
于是，在所有人都要交差，所有人都需要一定程度的安全感的情况下，科学宽容也就无从谈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