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文化」侵蚀科技界:「系统」趋利

2013-01-25 20:08 来源:中国科学报 作者:张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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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项目评委 CFP 供图

围绕科研项目课题而展开的公关活动,与其他领域内的跑项目、公关已无多大差别。在形式上,前者不断模仿甚至超越后者,成为中国科教界特有的怪现状之一。

科技工作者投入时间精力之多,手段之无所不用其极,所谋之大,从近年来媒体报道的案例可见一斑。由此,这一环节堪称科技界潜规则最集中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桃李之馈」盛行学界这一子系统,本是社会大系统侵蚀的结果,但现在渐成学术腐败的内生根源。

在资源部门潜伏

位于中部省份的某知名理工类高校,2012 年初因为申请某个领域的项目,遭竞争对手「抹黑」。该校一名老师在申报项目时,被举报「非全职回国」。

尽管这类事情本身就存在争议,但仅仅去解释这件事,就让这名老师错过了项目最佳申报时间。最终,事情得以澄清,项目却花落别家,这名老师还给评委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我们吃过几次这样的亏了。」该校科技处工作人员闵毅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大家都在争资源、抢项目。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别人进攻,我们防守』。所谓防守,就是防止被别人『黑』。」

纵观近年来发生在学术圈内的种种不端、争议或悲剧性事件,凡涉及举报,不容易被坐实的内容往往包括是否全职回国、是否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以及个人私德是否有污点。因为难以坐实,遂给竞争对手向项目资源方提供黑材料开辟了空间。

2012 年 3 月,人大化学系主任曹廷炳不明原因坠亡,时隔半年后有人发微博爆料称,其自杀恐与被举报生二胎有关。

前述理工类高校也遇到这样的举报。该校一名老师回国发展后,要了第二个孩子。此事被举报,举报人称其违反了国内的计划生育政策。

海归生二胎的现象较为普遍,然而是否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国家对此界定相对模糊。不想,这一条却在科技圈内成为寻衅、攻讦的利器。

科研立项,引发了科技界最为持久、激烈、机关密布的暗战。

「大家都知道『跑部钱进』,『活动』经费,不『活动』就没有机会争取经费。」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中科院某所研究员陈裕斌强调:「是争取经费,而不是申请经费。」

然而,让前述理工类高校科技处闵毅现在颇感头疼的是,其他高校都在往北京派人,以借调的形式长期驻扎在教育部等资源部门,「像谍战片中派人打入对方内部一样」。

高校出人,到相关资源部门免费干活,干一年,再换一个人去,或者换一所学校的人来。

这些借调人员容易和相关资源部门搞好关系,更便于获得内幕消息。比如项目评审,一些学校总能先期获得评审专家名单,然后展开公关活动。这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由于经常参加一些社科项目的评审,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严也会碰到有熟人跟他打招呼。「一般情况能帮忙我都会帮。」

让李严不解的是,有时候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被列为某个项目的评审,但对方却能提前一步把电话打到家中。「不晓得对方怎么拿到名单的。」

「属地原则」与职业评审人

近几年,某研究所教授杨磊在申请课题的过程中频频遭遇潜规则。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他有感于「这是人情社会的必然结果」,并为之深感无奈。「说到底,科研的圈子太小,科研人员也是人,也愿意照顾熟人。」

4 年前,南方某省要对当地一个遭遇工业污染的湖泊进行治理,向社会公开招标。因常年从事地理、生态恢复方面的研究,他觉得自己有把握拿到这个项目。

经过全面、细致的准备,他按照要求投去了标书。「答辩的时候,另外两个组的水平明显没有我们高。负责人对我们的标书也没挑出什么毛病。」但最后,这项近百万元的项目还是没能如愿申请到。

「答辩完的第二天晚上,我们和专家组一起吃饭。对方还极力赞赏我们的方案可行性高,应该会中选。但第三天晚上,有人打电话过来,问能不能找当地的科研机构合作。」

杨磊认为,自己的团队已经足够完善,临时加入新成员可能会有融合的问题,于是没有立刻同意,仅表示「考虑考虑」。但对方在电话中暗示,这样的项目,有本地人参与,能更好地和当地政府打交道。

考虑再三后,杨磊还是婉言谢绝了对方的要求。最后,这个项目给了另外一个组。后来他听说,中标的那个组愿意「接纳」当地科研人员,而且愿意返还 10% 左右的科研经费给招标单位。

「公开招标时,标书里并没有写明要求当地科研机构介入,但实际上,这是当地科研项目招标中一个不成文的规则。说白了,就是潜规则。」 杨磊介绍,这其实是地方科研项目招标中较为普遍的做法。

类似上述价值导向模糊的潜规则,在科研项目的评审、验收环节也不少见。

科技部下属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晟介绍,科研项目的各个环节都有专家论证,这本来是好事,但也带来一个问题:有些已退休的专家成为所谓的职业评审,任何相关不相关的项目都能点评。

「这些人厉害的地方在于,他们往往精力充沛、学习能力强,在这个研讨会听到的东西再到另一个研讨会上去讲,别人就会觉得他很厉害。」李晟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而且,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和透明度,职业评审在各个评审会之间跑场,无形之中促成一些利益小集团的形成。小集团进而对某个领域的课题形成垄断之势。

「政府也知道这个环节的问题,但为什么不管?」李晟分析,政府之所以默认,是因为任何决策出台后都要面临风险,一旦出现问题,很多情况下可以把责任推给专家。 「所以,大家互取所需吧。」

三种路径与马太效应

科研立项环节,公关之风深重,一度让高校下面的学院院长们疲惫不堪。

任院长很牵扯精力的一件事,就是在申报项目的过程中平衡各种关系。比如遇项目评审时,需要摸清哪些评委会上会。院长会通过学会会议或学会理事会等各种平台找评委沟通、打招呼、吃饭、组织旅游等,为学院争取资源、保证项目顺利通过铺路。因为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为学院教职工争取资源、支持他们拿项目上,所以不得不牺牲自己的科研工作。

围绕科研项目,教授、院长、校长,构成高校利益攸关的一个链条、一座金字塔,每一个环节都承担着来自系统内外部的压力。

在李晟提供的一个调研中,上述每一组链条各有其不同的运行轨迹,并折射出迥异的学术生态。

某学科领域课题,由 A、B、C 三所高校竞争。三校校长都很厉害,且都有该学科的权威科学家。

A 校的做法是统一力量、集中目标,即大项目由校长牵头,举全校之力争取。A 校的课题支撑团队往往阵容华丽,由清一色的院士、教授以及企业家构成。这样的团队名单,对于评委来说肯定不止于视觉冲击那么简单。

B 校的做法是分散力量、各自为战。你可以理解为不团结,或者是一种自由型的文化。面对一个国家课题,校内可能就有三四个老师组队竞争,内部会先打起来。

结果不言而喻,A 校最容易拿到项目,且能拿到更多的项目。

但几年下来,也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A 校的老师整体知名度弱化了,校长的知名度提高了;B 校反而越来越强势,他们每个人都能带出一个团队、打出一个牌子。

「当时我们都觉得 B 校干不过 A 校,但 A 校校长一退休,其课题数量明显下降,反而是 B 校的项目稳定增长。A 校不仅是因为领导变更带来的变化,还在于他们的项目有太多的包装成分。」李晟分析道。

C 校的知名度和实力都不及 A、B 两校,但它成为后来发展最快的一个。因为 C 校校长很会公关。比如 C 校主办一个会,把相关专家请到 C 校所在城市,开会、旅游,在服务工作上力求完美。

最终的结果显示,同样是竞争课题,A 校不稳定,B 校后劲足,C 校(在学科领域的知名度方面)提升最快。当然,这其中也有 C 校起点低的因素。

「C 校的公关做得到位,这种公关不一定是利益输送,而是他们服务得无微不至。」当然,李晟说,「他们主要服务于现在上会的评委和将来可能成为上会评委的人。」

从掌握项目资源的相关主管部门的行为特征分析,资源部门的政绩观对科研项目的走向以及高校、研究系统的运行产生着直接的影响。

某人如果在一个领域内取得有较大影响的成果,就很容易获得资源部门的注意和持续支持,成为吸金池。至于该项目最终的结果如何,反而不重要了。

闵毅说:「这就像现在大家都在提的『显著性』成果,也就是说,只要能给对方带来影响,这样的项目肯定受欢迎。」

这样的项目,搭配这样的团队,对一些部委来说是一件有面子和体现政绩的事。锦上添花,大家乐见其成;雪中送炭,费力而且太过「凶险」。

同理,相比「985 工程」、「211 工程」高校,一般高校的老师在项目及经费上的压力要大得多。他们主要的经费都从课时费里出,其他项目又少,导致马太效应发生:项目多的课题组更容易出成绩,项目也会越来越多;反之则情况越来越恶劣。

无论在高校系统内部,还是在不同的高校子系统之间,富愈富、贫愈贫的马太效应呈放大的趋势。

科学体系「趋利」

一位归国「千人」,刚回国的时候,单位让他担任一个行政职务。他不干,说要专心搞科研。然而,他很快就发现:没名分就没项目。无奈之下,他又重新申请原来的那个行政职位。

这是发生在上海某高校教授蒙致中身边的一个例子。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蒙致中说,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现在很多科研人员在利用行政职位谋取科研项目。因为在中国高校,官僚体系及行政系统的强悍,足以干涉教育、科研的任何环节。

说起项目问题,他感慨现在的大学教授并不好当,一方面要作研究、发论文,另一方面也要拿课题、拉经费。

他任职的学校规定,一名教授级教师每 3 年要拉到 270 万元的课题经费,为了完成这些考核指标、不丢饭碗,教授们不得不选择公关跑项目。

「如果你没有完成指标,或者你就是不走,」 蒙致中说,「学校也有一套方法让你走。」

比如,集体的项目不给你做,收回给你的实验室,久而久之把你孤立起来,最后你不走也得走了。

「公关行为盛行,大家都有这样的心态:你不得不公关。否则,你不仅在和自己过不去,还在跟整个体系对抗。」 蒙致中自嘲地说。

这两年,他和他的同事在这些紧箍咒的逼迫下如履薄冰,还好大家基本都能完成指标。今年,学校提出比上一年增加 5% 的目标,新的经费申请指标分摊到学校 100 多名教授身上,让尚有些沾沾自喜的人也感到了莫名压力。

闵毅的一个同学在地方一所三本院校任教。前不久老同学找他帮忙,看能不能帮他申请到一些项目。这位同学本科毕业就参加了工作,许多年后,收入也就两三千元。收入上不去,个人的存在感就很差。

「别看我在科技处,但我这边的资源也有限,没能帮到他。」闵毅感到很内疚,因为在他同学那样的小单位工作,如果没有项目,评职称、升职、加薪等将变得非常渺茫。

申请项目不仅是老师的任务,也是学校领导的业绩考核指标。浙江某大学教授任旭光分析,比如,前任领导任期内拿到两个国家级项目,那么现任领导如果不能多拿项目,则可能被视为业绩上的一个瑕疵。

「这关系到学校领导班子的业绩,因此他们肯定会动用整个系统资源,跑项目、争项目。」任旭光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

在国外,竞争性课题及经费已不占科研经费的主导位置,高校实验室都有相对固定的科研经费,可以不去申请项目,也能保证科研。当然,前提是你是一个有志于科研的人。

国内科研系统虽然也有一定的公益经费和基础研究经费,但扣除实验室占用费、水电费等,最终没有多少可用于实际科研。近年来出现的科研业务费,因其规模有限,尚不足以逆转当前的局面。

小到个人,大到系统,整个体系都纠缠于资源分配中的非公正、不透明,所谓公关,由此使然。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闵毅、陈裕斌、李严、杨磊、蒙致中、李晟、任旭光均为化名。本报记者冯丽妃、周熙檀、彭科峰、王剑、郝俊对本文亦有贡献。)

编辑: zhongguo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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