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的劳动与薪酬

谈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在于它对大学的学术气氛有重要影响。中国大学教师的薪酬由两部分组成，月薪制的基本工资和年薪制的岗位津贴，退休后岗位津贴取消。这绝对是中国特色，教师间薪酬差别之大也与国际惯例不符。文革前大学教师分13级。教授的级差名义上有3，实际上还有4级的正教授，但薪酬差别不超过1.5倍。1级教授与13级助教的差别也仅仅6倍。

现在月薪制的工资基本是这一体系的延续，但有例外。对从海内外聘请的会念真经的“高僧”（请你们别介意这个称呼，因为你们的薪酬远高于院士，又没有对应的学术头衔）不实行月薪制，而是年薪制，虽然工资还是逐月发放的。我校高僧年薪百万，但不会是国内最高的。津贴级别体系也有演变。我没有特意留心过，只能以自己为例。在实行津贴制之初，我被评为一等，有幸与院士同级，每年5万。过了几年，这个级别降为二等，只有院士可拿一等，数目大概翻了一番。高僧入校后，对院士和青年才俊的津贴作了调整。我退休前的等级降为4等，仅是一等的1/6。

正教授最低等级是六等，为一等的1/10.34。讲师（助教已消失）的津贴是13等，是1等的1/23。这还没有考虑院士的隐性收入，包括在其他大学的兼职、企业的顾问、报告和评审的酬金以及其它说不出的来源。新一届国家领导人表态要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虽然前面冠以中国特色，还是社会主义吧。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那就看看大学教授的劳动吧。

虽然大学教授都忙忙碌碌，但必须识别教授的劳动是有效劳动还是无效劳动，识别的标准离不开教授的职责或功能。政府必须认清教授的基本职责/功能是什么。我理解是培养能够适应科学技术发展要求的学生和通过其学术研究推动学科的进步。用在这方面的劳动都是有效劳动。用于企业的技术改革、开会、应酬的劳动（脑力劳动者的劳动量是以时间计算的，故教授花在这上面的时间也是一种劳动）统属无效劳动。大学里把国家出资的研究项目称为纵向项目，企业出资的称为横向项目，管理方法不一样。

大体说来，对纵向项目实行“收紧银根”，对横向项目实行“量化宽松”。因此大学教授致富基本就是两条路，当院士或搞横向。搞横向项目不仅是快速致富路，而且是快速成名路。只要你的项目产生了经济效益，就有可能获奖。至于获哪一级别的奖、几等奖则取决于效益的数目字。同样的技术用于小厂、小设备，经济效益大不了，若用于大型装置，则产生的经济效益成千上万倍地增长，于是国家级的科技进步奖就拿到了。有一两个这样的奖院士就当上了。那么，科技进步了没有呢？这里必须向大家说明两点。以化工厂的主要装备之一的塔器为例。用于大型工业塔器设计计算的数学模型正是在直径10厘米、顶多1米的实验塔器上建立的。放大的成功靠经验，即所谓knowhow，但knowhow不是科学。另外，教授原创的化工技术成果不可能被生产企业直接接受并用于生产，因为化工放大理论至今不成熟，直接放大的风险只有国家能够承担。

所以，能够在企业产生经济效益的技术都是成熟技术，至多是成熟技术的小幅改善，所应用的知识在化学工程科学体系中绝对是落伍的。为使其他学术领域的读者明了这个问题，不妨简单介绍一下化学工程作为一门科学的发展历程。上世纪初期可以看到的化工书籍都是象纯碱的制造、硫酸的生产之类的工艺技术书。直到40年代出现了Unit Operations（单元操作），标志作为一门科学的化学工程的诞生。此前只有化学工艺，是一种技艺(Art)，不是科学(Science)。Science和Art的分水岭在于对研究对象是定性还是定量地描述。Unit Operations把形形色色的化学工艺归纳为若干个操作单元，并描述物料总体(bulk phase)的相关变量（或变量群，准数）在设备或过程中的变化规律，并将这种规律性用代数或常微分方程表述出来。我校丁绪怀、张建侯、余国琮等上一代教授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Unit Operations正是化学工程的研究热点。大体在我国文革时期，伴随威斯康星大学三教授的著作Transport Phenomena问世以及随后出现的Reaction engineering把化学工程科学的发展带入第二阶段。

其中阐述的理论是对一个个操作或反应单元规律性认识的深化所做出的共性归纳，从研究bulk phase属性的一维或二维的宏观变化进化到一个differential element（微元）内的属性在三维空间的变化规律，描述规律性的数学工具也进化到偏微分方程。研究对象从宏观到微观的缩小，是对客观真理认识的趋近过程，但一个微元内物料的属性仍是宏观的表达。我以为，当描述规律性的数学模型建立在比微元更小以至于显现出物料组分的行为差异的范围时，学科发展的新阶段才有可能显现。当然，偏微分方程已不敷表述其规律性了。因此，尽管学者们提出这样那样的化学工程科学“新阶段”或“里程碑”高见，恕我不能苟同。虽然研究热点不一定代表学科的发展方向，但科学的发展依靠一个个热点研究成果的积累。研究热点的产生往往受市场需求和/或相关学科进步的推动。例如，80年代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导致化工过程系统工程（process systems engineering）的出现，但不能说它标志化学工程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因为它只是计算机技术发展导致的化工设计方法的进步。能源化工、环境化工、生物化工以及新材料研究也属于这种情况。

生物化工其实就是通过生物过程生产化学品。其产率（productivity）、规模都不能与化学加工工艺相比，因此至今无法与常规技术生产的产品竞争。描述生物过程的数学工具比常规化工简单，对其内在规律的科学认识基本还停留在第一个发展阶段。即使把名字改为“分子生物工程”，对其内在规律性的定量描述远未进入分子尺度。这些研究方向只属于化学工程科学的一个sector or sub-sector而已。硕、博研究生培养的核心是培养获取知识的能力（必要的基础知识加上正确的思考方法）。一个教授，特别是学术带头人，只有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才具有称职的培养能力，才能站在学科发展的前沿、至少是学科热点研究的活跃分子。是否是前沿或热点研究的活跃分子不难判断，就是看他的研究是否引起同行的关注。这个关注度比较准确地反映在SCI系统搜集的他人对发表论文的引用次数。对一篇论文的关注不说明问题，因为一个人在一个领域的全部工作不能只表现在一篇论文里。若是发表的一批论文都受到同行的关注，才表明其工作的先进性和重要性。

两位同年晋升的教授，一人正常晋升，另一人破格晋升。其后五年，前者利用接手他人创建的实验室，完成几个大的技术革新项目，成为院士，后者在50开外的年纪update knowledge，毅然调整研究方向，重建实验室。此后，前者创造的经济效益数以亿计，但研究方向仍囿于Unit Operations。后者活跃在清洁能源领域，其理论研究成果对该领域的研究方向产生一定的冲击。拿出晋升教授以后在国内外发表的100多篇论文中的28篇，SCI系统搜集的他人引用次数平均28.4次/篇。前者自当院士以后，承接了更多的横向项目并担负众多的行政或社会职务，是学校最忙碌的教授之一，但其“有效劳动”至少不会是薪酬原地踏步教授的至少6倍。因此，大学的薪酬体系不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说过，“差异就是矛盾”。这句话应该还对吧？虽然教授们表现平静，那是因为普通教授对院士们畏之、敬之、远之，因为院士的学术权力的影响及于普通教授命运的方方面面。院士不经意的一句话都有可能粉碎普通教授对未来所抱持的美好梦想。人在社会的地位基本是由他所据有的社会财富决定的。从某个角度看，人的影响力也是由他所能支配的财富决定的。大学教授的等级差别如此之大，他们怎么能够具有同等的话语权？大学里怎么能够具有平等、民主、自由的学术气氛？而这样的学术气氛恰恰是科学技术创新性发展的必要土壤。

院士的权力是谁给的？是政府官员，虽然“钱”理论上是人民的。斗胆说一句，院士与权利的结合，可能误国。官员以为“戴上院士帽什么都知道”，因此什么都请教院士，且只信院士的（有时也是拿院士做挡箭牌）。

哪怕院士说的并不正确，普通学者也不敢纠正。因此，小则误事，大则误国。我第一篇博文提到的误导研究方向问题，院士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一般人都开始怀疑碳纳米管储氢成果真伪的时候，一位德高望重的两院院士在国家一份重要报纸上发表长篇文章。我阅后只留下一个印象：“碳纳米管就是能储氢，就是能！就是能！”耳边不由响起毛主席的声音：“人民公社好！就是好！就是好！”好不好呢？饿死3000多万老百姓。我们应该睁大眼睛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对相应问题的处理方法，有没有我们可以借鉴之处。例如，研究一下美国大学的教授薪酬和院士制度，不无益处。

我写此文的动力，源于习总书记的讲话：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现在能够记得的歌大概只剩“社会主义好”了。它之所以好是因为它所确定的基本原则。请坚持这些原则。中国特色当然有亮点，但不能成为丑陋现象的遮羞布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绊脚石。我有两位亲属也是大学教授，且其重要性非我能及。在这里郑重说明：他们对我发表此文和文中的观点基本持负面态度，若本文产生了负面的社会效应，理应由我一人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