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中国高校两大难题：教学质量下滑，职称评定困难

摘要：在内外压力之下，中国高校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刻。在不宜进行激进变革的情况下，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改革，以提高教学和科研质量。这两项改革是：1，教师收入分配从“以职称为主要依据”，改为“以课时为主要依据”，此举可以在教师间形成竞争，提高一线教师收入，吸引优质人才流向高校，提高高校的教学质量；2，职称评定从“以科研成果为主要依据”，改为“以学术共同体自身的需要”为主要依据，此举可以显著减少学术腐败，引导教师从事高质量的科研。高校改革已经不只是高校或教育部的事情了，还涉及高校所在地和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未来前途。

中国高校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外有欧美港台高校竞争优质生源的压力，内有异地高考政策逐渐放宽对非沿海地区高校产生的压力。高校改革也不再仅仅是教育部和高校自己的事情。中国的父母们越来越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他们为了使子女获得良好的教育，不惜重演“孟母三迁”的故事，甚至移民海外，因此，高校的教育质量也决定了高端人才和有产者的流向。人才流失将导致经济增长失去后劲，高收入群体的流失则会加剧消费不足，因此，高校改革应该成为各地政府和国家必须正视的问题。优质高校将提高地方的吸引力，为当地经济增长带来正能量，地方官员应该从这个角度重新认识高校改革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和推动高校的改革，尤其是当地地方高校的改革，并推动和协助教育部改革当地的部属高校。

在高校内部的基本格局和外部环境短期内难以或不宜做彻底改变的情况下，高校的改革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切入：1，教师收入分配从“以职称为主要依据”，改为“以课时为主要依据”，此举可以显著提高任课教师的积极性，在教师间形成竞争，提高教学一线中青年教师的收入，吸引优质人才，提高教学质量；2，职称评定从“以科研成果为主要依据”，改为“以学术共同体自身的需要”为主要依据，此举可以显著减少学术腐败，引导教师从事高质量的科研，既提高中国高校的科研水平，也能够反哺教学，提高教学质量。

一，教师收入分配从“以职称为主要依据”，改为“以课时为主要依据”

教师的水平和对教学工作的投入程度，是高校教学质量的根本。但中国高校教师的收入水平过低，教职缺乏吸引力，大量优秀人才流向政府（考公务员）和外企、大型国企，还有很多出国留学，毕业后流失在国外。

近年来国家的确显著提高了高校教师的待遇，但提高幅度是按照教师的职称来确定的，职称越高，增幅越大，而真正承担基层主要教学工作的中青年教师，因其职称不高，获益很少。而获益最多的教授或终身教授，因为年事已高，或被数量庞大的科研经费所吸引，热衷于申请科研项目，很少上课。教育部多年来强调教授给本科生上课，“要求高校将教授为本科生上课作为基本制度”。很多高校的要求实际上不算高（每年至少给本科生开一门课），但很多教授即使开了课，仍然“身在曹营心在汉”，人在教室，心在课题，上课质量不能使学生满意。很多学生冲着著名教授的名望拼命考入著名高校和重点院系，进去后却发现根本见不到这些教授的面，很多课程的任课教师为普通教师。

由于大学教师的门槛在逐年提高（目前至少必须拥有博士学位），但其收入水平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却很小，因此高校人才严重不足，年轻教师刚进大学就被赋予重要的教学任务，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先跟着老教师做几年助教，然后逐步开始独立讲课。又由于教师之间不存在竞争，因此很多教师不用心备课，教案陈旧，上课时照本宣科，导致学生意见很大。校方因无后备人力补充，只能视而不见，或虽也大力号召教师提高责任心，却无法采取实质性的强硬措施。

一些高校的管理部门不是没有动脑筋改善教学质量，但是制定措施之前没有进行调查研究，不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学生和老师到底需要什么，于是很多措施不过是想当然、拍脑袋、瞎折腾，或隔靴挠痒，或徒增学生和教师的麻烦。

要解决高校教学质量的问题，首先要解决教师的问题，而吸引优质教师人才、提高教师教学积极性最重要的措施显然是大幅度提高第一线任课教师的经济待遇。因此教师收入分配应该从“以职称为主要依据”，改为“以课时为主要依据”。最具可操作性的办法就是大幅度提高课时费，使给学生上课成为很有吸引力的事情。目前很多高校也有课时费，但数量很少，每节课仅几十元人民币，缴纳百分之二十的所得税之后所剩无几，连在校学生都表示以后不愿去学校做教师。

课时费的主要来源是基层院系自己的创收收入，其数量受到院系贫富差距的显著影响。基层院系为了创收也耗费了很多精力，抽调一线教师参加创收，则进一步削弱了教学工作。

显然，高校、当地政府和国家应该将“课时费”问题上升到关系学校命运、地方经济发展后劲和国家前途的高度来认识。

一些高校领导存在这样一种错误观念：“给了你们教师工资，你们就必须上好课。”

他们忘记了中国人才市场的流动性已经非常充分，流动范围也已是全球范围。从道理上讲，拿了工资的确应该搞好教学工作，但实际上收入的高低决定着人才的流向和对本职工作的投入程度。因此，不能只看教师是否拿了工资，还必须看这份收入能否吸引到足够数量的优质人才，并使他们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工作。

实际上高校的领导们不是不知道金钱对人才的重要性，他们不惜重金邀请外国专家来讲学，不惜重金引进科研领军人才。因此，关键是观念，高校领导应该树立新的思想观念：默默无闻工作在教学第一线的普通教师，也应该有足够高的经济收入。

中国高校前几年为了追赶国际水平，搞了“科研大跃进”（实际上是“论文数量大跃进”），现在逐步回归理性，开始重视科研成果的质量。希望中国的高校和主管领导能够高瞻远瞩，思维超前，更进一步，尽早认识到一国科研质量的根本是人才，而人才培养的关键在任课教师。如果中国高校不能培养出足够的优秀人才，高校的科研队伍也会越来越捉襟见肘，现在各个高校用高价挖其它学校科研骨干的办法来充实自己的科研队伍，但这是不可持续的，是一场零和游戏。

更何况高校的官员们自己也不是拿了工资就会认真搞好本职工作的，他们也很在意工资之外的各种待遇和享受。领导的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肯定高于基层教师，但自己尚且做不到圣人，又为何苛求基层教师呢？

课时费高到什么程度才合适？难道要使中国高校教师的总收入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是，这是走上了另外一个极端。笔者认为，当一门课有两位或以上教师来竞争时，课时费基本上就合适了，至少在高校教师收入分配模式改革的初期是这样。不同的课程也可以实行不同的课时费标准，因为各种课程的讲授难度或合适教师的数量是不同的，一门课如果有竞争者，课时费可以不变；没有竞争者，则可以提高课时费，直至出现竞争者。

随着改革的深入，即使一门课有竞争者，但如果竞争者的教学水平都不能达到较高的水平，也应该提高课时费标准，吸引更多的人来竞争，直至有足够优秀的人才来参与竞争。

如何在竞争者之中进行选择？可以让他们试讲，由听课的学生和教学督导（一般由资深教师或退休教师担任）来打分，较优者才能上讲台。任课期间，教学督导或其他教师或领导可以随机去听课、评分，期末可以由学生评教，最后综合打分，决定该教师下学期能否继续任课。若出现新的竞争者，或之前的竞争失败者经过修炼后卷土重来，可以再次打擂台。

这样也解决了促使教授多上课、上好课的问题。在评聘和续聘教授时，除了科研成果，还可以考察其上课的数量，如果上课少（原因包括讲课质量低，在竞争时失败），就无法获聘。没有或失去教授头衔，将影响其申请课题时的竞争力，这能从另一个角度影响教授的行为。

所谓改革，首先要改变思想观念。只有在思想观念上打破成规，才能顺利改革。因此不能一见新思路不符合常规，就加以否定。对任何改革建议，不能因其存在缺陷而立即否定，而应该冲着其优点去加以完善，逐步消除其中的不足之处。这才是对待各种新建议（包括异想天开的建议）的正确态度。

二，职称评定从“以科研成果为主要依据”，改为“以学术共同体自身的需要”为主要依据

中国的学术职称评定方法从最初的“论资排辈”到后来根据科研成果数量评定，是一大进步。但“黄佶定律”（Huang Ji's Law）——“中国人总是会把好事情做成坏事情”——再次得到验证：科研成果数量标准很快就导致了学术上的粗制滥造，而伪造数据、剽窃抄袭更是司空见惯，代写论文也成了生意兴隆、营业总额高达几十亿元的新产业。为了判断学术论文的水平，发表论文的期刊的地位成了重要的评判标准，这导致“核心期刊”的版面成为抢手货，有偿发表早已司空见惯。

为了推动学者认真研究，近年来有些地方开始根据论文的被引用率来评判学术成果的水平，但“黄佶定律”再次应验：很多学者为了提高自己文章的被引用率，创造了“相互引用”这一做法。一些学术期刊为了使自己发表的文章有较高的被引用率，以吸引更多人投稿、抬高版面费标准，居然强迫投稿者在论文中必须引用该刊之前发表的其它文章。

学术评价过程中科研成果类型的单一化，还产生了其它问题。在实践性比较强的院系和专业，优秀教师擅长创作和表演，但未必擅长撰写学术论文，一些新兴专业的核心期刊又凤毛麟角，即使写出论文，也难以发表，因此这些专业很多骨干教师长期无法解决职称问题。而教师的经济收入和职称紧密关联，这又导致了他们收入偏低，结果损害了他们的教学积极性，甚至导致人才流失。

这个问题还阻碍了引进人才的工作。校外一些专业人士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考虑到进入高校后无法通过学术考评，收入难以提高，因此对高校望而生畏，或选择去评价机制比较灵活的其它学校。因此，学术成果评价问题已不只是当事教师的问题，它还制约了很多专业和院系的发展，一些领导也在为此烦恼。

现有的考评机制看似能够用名利为诱饵，迫使教师们加强科研，但实际上因为这一考评模式不适合很多专业的教师，他们宁肯牺牲名利，放弃了去达到考评标准的努力，“不和你们玩了！”有院系领导反映，他们希望某些教师能够当上教授，承担更多的教学工作，提高院系的整体实力，但这些教师就是不愿意去迎合现有的考核标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些学校也在积极地设法改革，但由于各个专业的情况千变万化，难以在学校层面建立统一普适的量化标准。

笔者曾参加过关于改革职称评聘标准的研讨会，大家艰难地商讨着各种量化或折算方案，既要照顾特殊专业的情况，又要维持一定的专业声誉，不愿过于降低评价标准，以免遭受其它专业的学者的轻视。各种“折算”虽然出发点是为了照顾特殊专业的教师，但“折算”这个词汇本身又被他们自己认为“有损尊严”。笔者旁观着这种种烦恼和折腾，心里真是为他们“捉急”。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同样需要在思想观念上做突破性的改变，跳出思维定势和习惯做法的窠臼。

笔者认为可以试行“学术共同体自治”制度，把僵化、机械地从外部去评审教授，变为按照工作需要由院系学术共同体自己去评聘教授。

具体做法是：学校把各个院系或专业的教授群体视为一个“学术共同体”，由他们自己对该共同体在学术上的进步或退步负责。因此，评聘谁做教授完全由这个学术共同体自己（教授委员会）决定，评聘标准也由他们自己制定。这就避免了职称评定工作对机械的、僵硬的量化标准的依赖，也彻底挖掉了学术腐败的根子。

学校仅在宏观层面对各个学术共同体进行调控：学校认为某学术共同体工作做得好，对学校总体水平的提高有贡献，或希望它进一步发展，扩大规模，就增加该共同体的教授名额总数，并相应地增加与高级职称相关的拨款；反之则减少。这可以迫使各个学术共同体不因私情或贿赂而将高级职称授予学术水平不够者。

为了体现党对中国高校的领导，院系或校党委可以拥有对学术共同体决定的一票否决权，或拥有较大的投票权，或其它制约机制，以在政治上对新聘教授把关。这一做法是为了尊重现实、降低改革难度，因此不宜情绪化地去解读。

“学术共同体自治”的本质是：把院系发展命运交给院系自己的教授们。他们觉得谁有资格当教授，当了教授有助于提高院系的总体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就聘其为教授；觉得某教授不再合格，就投票解聘。换句话说就是“学术共同体在学术上自负盈亏”。学校只按照教授定额拨付涉及教授的费用（例如教授岗位津贴），但对具体谁当教授不再干涉。

中国人常说“隔行如隔山”。即使同在艺术学院中，音乐系的教授未必懂油画，美术系的教授也未必懂美声。而现行评聘机制常有理工科教授评文科教授、历史系教授评电影学教授的情况。外行参与职称评定，只能机械地、僵化地根据某些定量指标（例如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进行评价，此时还不如用电脑软件来进行评价；很多外行只是根据自己的一知半解、主观好恶对申报者进行评价。学术共同体自治则可以彻底消除“教授评教授”这种看似合理、实则是“外行评内行”的荒诞做法。

根据发表的论文数量来评判一个学者的学术水平，实际上是把评判权让渡给了学术期刊，而中国现在的学术期刊多数没有同行审稿制度，更多的学术期刊基本上已经市场化，只要肯交版面费，就能发表文章。因此，根据论文数量对学术水平进行评价，实际上可能是在根据作者花费的金钱数量进行评价。

现行评审方式的另一弊端是：参加评审的教授来自全校或外校，他们不需要对院系未来的生存和发展负责，即使评价错误，不利于院系的发展，自己也没有任何损失，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而学术共同体自治则可以避免这一问题。

实际上“共同体自治”早有大量成功经验。世界著名的玛格南摄影图片社就采取了“共同体自治”的方法。任何人想加入图片社，必须经过全体现有成员的考察和投票同意。任何人一旦被接纳加入图片社，则立即获得和其他人完全一样比例的图片社股份。因此，现有成员在审批新成员时，不会徇私舞弊，因为新人如果不能对图片社有贡献的话，每个成员的经济利益都将遭受损失。很多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和很多公司都实行了合伙人制度，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共同体自治的方式。

实行学术共同体自治之后，教授们不再追求科研成果数量，而会追求学术成果的质量。因为此时数量的意义已经不大，而质量却很重要。高质量的成果如果能被同行认可，将为学术共同体带来声望，提高学术共同体在专业圈子里的排名，自己在学术圈和共同体内的地位也更高、更稳固。为了督促教授们搞好科研，可以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定期举行交流会，各个教授介绍自己科研工作的进展情况和后继计划，而不必以一定期限内必须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为唯一考核形式。

我们现在都羡慕老北大等中国老大学在学术上和人才培养方面的辉煌成就，但更应该注意到其辉煌的原因之一是它们在选拔人才时的不拘一格。北大校长蔡元培仅凭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就认定他“旧学邃密，新知深沉”，将时为在读博士研究生、27岁的胡适聘为教授，这在中国高校现今的评聘机制中是不可想象的。

学术共同体自治还使高校的管理工作大大地简化了。我们可以假设一种最坏的情况：现有教授都是不学无术者，都是靠制造学术垃圾获得教授职称的。他们新聘的教授更加不学无术，他的加入使该院系的学术水平进一步下降，或教学质量进一步恶化、学生更加不满。

此时学校不必费心调查和判断该院系新聘教授的标准是否合理、过程是否有猫腻，只要简单地减少该院系教授职称总额一个，或惩罚性地减少两个，并相应地减少拨付给教授岗位的经费，迫使现有的教授们解聘一个或两个教授。

因此，即使现有教授的水平都很低，他们也不敢或不愿意在新聘教授时任人唯亲或唯利是图，聘用比现有平均水平更低的人，而希望能够聘请到合适的新人，使自己的院系至少不发生退步。

如果减少一两个教授名额后还不能解决问题，可以重复这一过程，直至这一学术共同体自行消亡。

什么样的制度才是好制度？不需要管理者事无巨细都来操心，能使坏人主动地去做好事的制度，就是好制度。如果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也有简单轻松的办法使事情不变得更糟，那么这个制度设计就是值得一试的。

要使治理学校到达“治大国如烹小鲜”的轻松程度，就必须抓住被管理者最要命的地方，使他们主动地按照管理者需要的方式去做事情。如果不抓住关键，却去管学校不该管、也管不好的细枝末节（一首得奖歌曲应该折算为几篇核心期刊论文等等），只会使校方疲于奔命，焦头烂额，却事倍功半，得不偿失。

在评聘教授时，对于教授委员会的评定结果，院系中必然会出现某些老师不服的情况：“为什么他有三幅油画得奖，可以当教授，而我三首歌曲得奖，却不能当教授？”如果他们向校方投诉，校方原则上不接受投诉，因为学术共同体已经自负盈亏了。

但大学的情况很特殊，院系的“产权”毕竟不属于该院系的教授们，他们只是在学术上自负盈亏。中国的情况也很特殊，不满者可能大吵大闹，越级反映，鸡犬不宁，影响正常的教学和科研秩序，甚至可能赴京上访、闹到外国新闻媒介上去。

如果出现争议情况，学校可以要求教授委员会重新投票，如果教授委员会以绝对多数（四分之三以上）投票维持原表决结果，那么这就是学术共同体的最终裁定结果，学校支持教授委员会的决定。总之，解决纠纷的方法可以很多，例如学校还可以要求院系举行教授委员会扩大会议（邀请本院系副教授或其他老师甚至学生代表参加）对原评聘结果进行投票表决，等等。如果争议对象在更大的评判范围内仍然能够得到认可，那就证明教授委员会的认定是合理的，这也多半能使异议者口服心服。

实际上，即使在现有评聘机制中，也存在大量纠纷。因此不能因为学术共同体自治可能出现纠纷就加以否定。

有人会说：“学术共同体的评审标准不明确，会导致评审结果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会在教师之间制造矛盾，即使教师不投诉上访，心里也会不满，因而影响工作。”

我们应该清楚：旧的评审方法虽然有严格的量化标准，落选者无话可说，但这不等于他们心里没有不满情绪。擅长教学者会不满“评聘教授”沦为“评聘研究员”，热心教学者会不满评判教师的标准倾向于科研成果，擅长实践的教师会不满擅长科研的老师，这些不满轻则影响教师在教学上的投入，重则导致人才流失。

学术共同体自治会不会导致“论资排辈”的现象回潮？笔者认为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如果资深者因知识老化等原因不能给学术共同体带来利益，或临近退休，能够为学术共同体做贡献的时间有限，再加上高级职称名额有限、教授委员会实行匿名投票等因素，资深教师是难以仅仅因为资深而战胜较年轻的优秀竞争者的。

当然，根据黄佶定律，学术共同体自治也可能背离设计时的初衷，走向反面。毕竟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现在还是经济至上的时代，学术水平高低也没有绝对的衡量标准，学术平庸者混入学术共同体后造成的伤害未必很直观，学术共同体发生退步时也难以把原因清晰地归于具体某个人身上。因此，学术共同体自治仍然会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它有助于解决学术评价困难这一问题，而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妨碍中国高校健康发展、乃至影响整个中国高等教育和科研事业的瓶颈。

而且由于学校作为监控者，对本校各个学术共同体实行宏观控制，因此即使出现问题，也不会使情况变得更糟。很多学校已经把副教授的评聘权力下放给院系，可以对实践情况加以总结，以便完善学术共同体自治的制度设计。

三，结束语

在高校优质人才日益紧张、对教师的实践能力要求越来越高时，敢于率先改革人才评价机制的高校，才可能在人才争夺中获胜，使自身得以良性发展。

绝大多数改革都是为形势所迫，这很正常。那些排名落后的高校尤其要敢于突破，可以选择现行评价机制最失效的院系进行试点工作。越是落后的高校越是应该敢于改革，如果亦步亦趋，不敢另辟蹊径、大胆超车，将永远处于落后地位。

不要怕改革措施偏离主管部门的一些现行规定。实际上上级领导部门也希望下面大胆创新，闯出新路，以便他们总结经验，逐步推广，进而改善全盘工作。包产到户的推广过程就是这样的。当时中央看到粮食产量连年下降，非常头疼，但因为党内思想阻力很大，中央无法直接下令在全国搞包产到户。小岗村农民自己率先实践后，效果显著，周围地区看见成效，纷纷模仿。面对实际成果，党内反对的声音也不断减弱，中央于是得以在全国推广包产到户。

中国很多高校还沉溺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梦幻中，盲目提高招聘新教师时的学历门槛，把大量经费投入科研，重金引入外国学者，收取的学费只有百分之十几用于教学第一线。教育部也把高校作为在国际上“争光”的手段，希望中国哪个高校能够像瞎猫撞上死老鼠一样撞上一个诺贝尔奖。但高校不是办给外国人看的，也不是创建政绩的工具，高校的首要任务是为本国培养人才，解决本国生产活动和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中国的高校不应再本末倒置，而应该变外部压力为改革动力，努力去重新获得全国人民的尊重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