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引进要有可持续性

人们常说，引进人才促进国家（省份、、地区）的可持续性发展。但是，我要讲的是，人才引进也要有可持续性。

为什么中国要从海外引进人才？

为什么中国要从海外引进人才？这个问题的回答较简单，那是因为快速发展的中国急需人才，而这些人才国内目前没有、不多或不够用。如果本土高校与科研单位已经培育了足够的上述人才，国家也就无需舍近求远、从海外高价引进人才了。中国的大学总数世界第一、大学生、硕士与博士研究生总人数都是全球第一，为什么我们高校培育不出来自己国家急需的高级人才？这就回到钱学森之问。从国家的层面，当务之急是迅速改革中国的教育制度，实现人才自给的目标，不能老依赖从海外引进人才。

国家以及各省、各市过去从海外引进人才无非都是些华人，他们出生在中国、在中国完成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学业、然后去西方国家做博士或博后，然后进入那里的大学、研究所或企业工作几年、十几年或二十年，于是出口转内销就变成了人才，而且是中国紧缺的人才。这种尴尬的转一圈，正说明中国高校在博士生培养方面的无能，反证中国的教育制度需要来一次彻底的变革。

“人才引进”还没有走出人治的怪圈

人才引进必须有个条件就是体制保障。以往各种人才引进计划包括***都具有神秘性、人为性和随意性。所以，还没有走出人治的怪圈。许多引进人才的单位领导只关注人才上岗之后显性的效果（能圈回多少钱、发表多少文章、获得多少奖项、给领导政绩上添了多少砝码……）, 但很少去考虑人才成长的机制与科研的本质内涵。现在很多领导只考虑自己任期5年最多十年的事情，缺少长期远见的视野。

可持续的人才引进战略必须要有透明性、民意性和科学性。

***实施过程的透明度明显不够， 如何评审的、如何聘任的、哪些海外教授获得聘任，任期多长，一概保密，公众无处查取相关信息。绝大多数全职千人的海外任职大学或研究所并不知道自己的雇员已经被中国所聘，他们继续在海外完成正常的教学与科研任务， 却在中国拿着一份全职的千人工资。这样的制度设计，陷被聘为千人的学者于“不诚实”、“不忠诚”之尴尬，在这方面***所表现的价值观明显地与普世价值相违背。

人才流动是市场控制的，中国社会要习惯人才的市场性，一个人在哪个国家、哪个大学、哪个研究所工作，是他个人的事，是他个人根据工作条件、工资、福利、前途等因素综合考虑之后的选择，而不要把人才引进看成是单位领导英明正确的领导和无私的伯乐精神，给自己的政绩加分或仅为了完成上级分配的人才引进的任务，更不能把人才引进看成是大国崛起的胜利或暗证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否则，人才的引进工作不可能具有可持续性，单位的一把手换了，马上又变换人才引进的政策。

人治的引进人才计划还会衍生出学者的盼伯乐情结。 对伯乐的依赖，从本质上是对人治的依赖，与法治理念格格不入。青年学者向院士和大官套近乎，以希被发现、被推荐、被使用。这种盼伯乐的情结以及背后的文化基础极大的阻碍了公民社会的建立和科学精神（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弘扬。

社会环境对人才引进的影响

过去20年，中国在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被世界的生产力与国内房地产裹挟在物质上进步，但是与此同时，道德却出现严重滑坡，社会矛盾尖锐化、公开化。现在中国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大大提高。其实，中国在汉朝、唐朝、甚至清朝的康乾盛世时经济规模就位居世界第一。而当这些 “太平盛世”成为不良官员特权狂欢的盛宴之时，盛极而衰的“周期律”危机却悄悄地降落，造成这种“周期律”危机的原因无外就是不良官员的贪污腐败、财富分配不公、贫富不均、房价物价高涨、官控企业垄断加剧、民营经济无法生存、科技与文化原创性萎缩、官员的好大喜功、弄虚作假、劳民伤财做政绩工程与面子工程、民众对食品安全、药品安全、公共安全的担忧加剧、全民腐败与道德滑坡，恶性报复与群体事件频发。在全民腐败的大环境中，引进人才进入无数潜规律的境地，很难不同流合污，一旦陷入泥坑，如段振豪之类，晚节不保。

对引进的人才，社会需要包容精神

海龟与土鳖的矛盾将长期存在。海龟特别在西方民主社会生活20年的海龟，极有可能潜移默化地利用西方的价值观看问题，甚至批评中国的一些现状，而这又会成为既得利益者和被酱缸彻底腌制的子民们攻击海龟的原因，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动力接受新的价值观，他们会说这些海龟不爱国。其实不然，真正的爱国是用当下的实际行动使得自己的国家将来美好。因此，批评一个社会制度的缺陷并用实际行动完善这个社会制度，才是真正的负责任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