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与国际惯例之比较：会议与期刊

学术会议和学术刊物是大学教师必须与之打交道的，也是交流和启发new idea的重要场所。在这方面的中国特色与国际惯例差距也很大。如若不信，请看我的经历。

在外国举行的学术会议，主席台上通常只备一张桌子，一两把椅子，给主持人坐，其他的与会者都坐台下。开幕式只有大会主席致词，极少见官员讲话。2006年我在天津主持第四届环太平洋吸附科学与技术会议(PBAST4)。开幕前我看到会场前面摆了一溜儿桌子，蒙着白桌布，摆着鲜花。我问助手是谁让这么干的？助手说市科委副主任、学校副校长和化工学院院长都来了，不得请他们坐台上吗？我让他们赶快撤下去，只留一张桌、一把椅给主持人，其余下边坐。我不记得领导们是否先讲话了，反正原定日程没有。我也没请院士，因为他们没投稿。结果学校的闭路电视和校报对此次会议只字不提，院长原先答应我的从985播出9万元资助的承诺也泡了汤。

我院另一位比我年轻许多的教授识时务。他主持的会议不要说校领导和院士，就是相关的几个处的处长都在正文之前做了绪论。不但校报，就是学校闭路电视都作了详尽报道。从大会报告人到分会keynote speaker的选定中国特色也与国际惯例不同。惯例是会议的科学委员会成员根据对投送的摘要评审结果向主席推荐。至于中国的学术会议，头衔绝对是重要的考虑。记得有一年在南京工业大学（前身为南京化工学院）主持的国内化工会议上，德高望重的T院士，虽已80多高龄，在台上讲了2个多小时仍意犹未尽，主持人不敢打断，完全打乱了原定日程。国际学术会议上，不管是谁，到了限定时间，铃声响起，下台走人。在中国的学术会议上，如果发现院士讲错了，连我都不敢指出来，因为那是对“神”的不敬。

但在2001年于日本长崎举行的第七届国际吸附会议（FOA7）上,美国宾州大学的Alan Myers在第一天做关于超临界温度吸附理论研究的大会报告，这是当时的研究热点。他以吸附相体积等于孔体积为前提，做了一系列数学推导。这个假定在当时具有普遍性，会前我就看到几篇研究论文是这么做的，如不指出其错误必将误导研究方向。但是，该教授是国际吸附学会的奠基人之一，FOA1的主席。他报告后没有人发问，就在主持人快宣布进入下一个的时候，我起立发言说“你的假定是错误的，因此得到的结论也是错误的。”他很愤怒，问“为什么”。我说，直观的理由是“物质在临界温度以上不可能呈现液体状态，详细的论证请看我发表的论文。” 几百人的会场鸦雀无声。后来与我年纪相仿的一位德国教授和另一位美国教授站起来支持了我。接着发言的是他的学生（后来得知还是美国工程院的院士），看他打出的ppt采用了同样的假设，但他没有按原计划讲，匆匆结束了发言。

Coffee break时一位英国的白发教授朝我竖起大拇指，说“Excellant!”会后我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只是在3年后于美国举行的FOA8上我被推选为理事。中国学术会议的宴会也极具中国特色。坐主宾席的只能是官员和院士。但系、所级领导、杰出青年、***、某某计划学者也都有自己的名牌。我与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多聊了几句，竟连一把椅子也没有，只好自寻饭馆填饱肚子。但在国际会议上，主宾席皆为业界受尊敬的“学者”，偶尔也有大赞助商，即使是院士，也得后面坐。2009年在新加坡召开的PBAST5，邀我做大会报告，不但坐主宾席，而且与Ruthven教授一起为优秀 Poster颁奖。2010年在日本召开的第10届国际吸附会议(FOA10)，我亦坐主宾席（FOA9因京津高速事故误了飞机而缺席）。宴会席次安排如此，报告的安排可想而知。南京会议后，我不再参加国内学术会。

至于学术刊物的中国特色与国际期刊的不同，我只举注册的例子。现在都是网上投递，第一次投必须注册。外国人经管的刊物要你选择对自己的称谓，中国人经管的刊物没有称谓选择，只有学位选项。像我这样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包括研究生)，都是没有学位的，自然没有学位证书。但如果你不在某个学位上点一下，就无法进入下一步。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不知道毛泽东认为学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所以他在世时是不容许大学颁发学位的。我校将文革前的本科按学士对待，研究生按硕士对待。我的本科读了6年。4年基础课，1年专业课，1年做论文，后来在威斯康星大学的两年又旁听了16门课程。现在有这样的学士吗？与我同年从清华到天大的Q教授，进清华前先读1年俄语，因中苏交恶没出国。大学毕业又做了5年研究生。有12年的硕士吗？如果自己说“我有某某学位”但没有学位证书，方舟子先生完全有权按诈骗论处。现在的形势，似乎没学位就没有学问。别忘了，名垂青史的清华教授华罗庚、陈寅恪、钱钟书等人可没有学位啊。国内外不同的注册方式也反映了对个人的尊重与否，以及中国特色的人才选拔，绝不是我在这里“发牢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