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人员的收入分配：精英政策和廉价政策

说到国家科技发展的辉煌业绩，当以“两弹一星”为最。那是在国家还很困难的条件下做出来的。在那个年代，崇高理想无疑是科技人员最根本的动力。同时，有一个事实不应该忘记：从事这项工作的研究人员，收入和生活是有保证的。而且只要工作努力，头衔、待遇的提升不是问题。在研究所里，住房不是问题。而且随着职务迁升，面积扩大，家具配齐。特别是在最困难的59~62年，那时航天部还属部队系统，部分人甚至不了解外面还有饥荒。粮食充分保证，每月38~45斤。除了标准供应外，上级还设法补充豆类、黄羊肉等。大学毕业生入职，转正后月工资66元，还有着装等各种福利。同样的大学毕业生在其他单位的工资只有56元，粮食32.5斤，福利少得多。例如中科院的不少研究人员住在“筒子楼”中，完全是贫民窟的生活。在大学里学生粮食32.5斤，但菜、副食缺乏。成电在1962年一段时间，学生无菜，以辣椒酱少许为菜，甚至只有盐。我所在的班22人17人浮肿。食堂里熬着用人尿注入大水缸生出的“小球藻”绿汤。这些情形对现代的年轻人来说，恍惚是传说。回顾这段历史，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两弹一星”确实是以举国之力来实现的，参加研发工作的科技人员有基本生活保障。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心中有理想和希望。可惜的是，这种基本生活保障对其他众多行业的科技人员就相当差。

这里用简单的对比的方式说明基本生活保障对科技人员包括教师能专心工作至关重要。如果在“经济困难时期”做不到，在那段时期以外应该力求做得好些。可惜的是，现实离这个愿望相当远。

有人说中国的科技人员是“价廉物美”。“价廉”是真，“物美”好像比较苦涩。从49年新中国成立起，一批在国外有成的科技人员回国，对国家建设和科技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这些科技人员以及少数科技文化名人受到相对很好的生活、政治待遇。而这些成了“知识分子政策”的宣传点。但49年后毕业的大学生，大多数人和这些待遇无缘。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好像知识分子生来就有“资产阶级”基因。长期低贫的生活条件和做“驯服工具”的教导，最适合把年轻人的思想磨平。有若干科技成果，如陈景润、倪志福、人工合成胰岛素等等，但数量太少，影响面太小。直到文革结束，“科学的春天”犹如节日的烟花，美丽而短暂。改革开放后，小部分人的确是富起来了。许多科技人员的收入有了增长，传统上的基本生活保障对多数科技人员逐步得到解决。但他们“脱贫”了吗？年轻人面向高房价、子女入托上学；老人们面向如何解决子女的经济问题、如何养老、医疗等，多少人有安全感？部分科技人员从收入总量来说，已经不低。而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均和社会保障体系严重不健全，使他们都有“贫困恐惧症”，这不单是在科技界。

无论是早期引进或是后来推出的百人、***，都体现了“精英政策”。这种政策用于实现短期目标是合理的和有效的。在所有发达国家，这只能是一种辅助政策，不可能用作国家科技人才政策的主体，而主体只能是发展国家自主的教育和科学体系。在我国“精英政策”作为一种长期、主体政策，与公平、正义、科学发展乃至共产主义信仰格格不入。“精英政策”的另一面是对占数量主体的科技人员、教师、医生长期的“廉价”政策。“廉价”政策的直接后果是迫使人们不得不将大量的精力花在生计上，由此已经引发了各种问题。浮躁风行，项目争夺压倒一切，因为大家都要争生存。在中国，科技人员的大量时间不能用在研究上，其根本原因在此。有人抱怨本土科技人员做不出创新性成果，是不是应该思考一下原因和解法？我们许多科技人员只要换一个适宜生存的环境，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就可以做出高水平的工作，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当贫困和贫困恐惧成为科技界的一种生态现象的时候，其他各种问题的出现就成为必然。例如关于逃离科研的现象；关于海归不归的问题；关于研究生待遇；关于教授不教；甚至关于择业，关于工程或研究的争论，… 没有任何一个问题离得开生存这个基本问题。官员贪腐，评价机制混乱，分配机制混乱，这种环境下，许多人迷茫，看不懂这世道。虽然凭良心做事是多数人可以坚守的信念，若这背后的迷茫无解，科技创新的动力何在？

事实上，“廉价”政策造成的是一个恶性的社会循环：科技创新能力低下，产业转型缓慢，知识劳动创造的社会经济效益低下。这样循环下去，我国高科技对外的依赖性将会持续下去，相对的大差距也会持续下去。

有人说，当前国家科技教育投入总量已经不低，问题是这些钱都投到哪里去了。如果这些投入真能够首先用于保障和改善全体科技人员、教师的基本生活待遇，应该有可能使供需矛盾得到很大的缓解，对于稳定科研教育队伍、稳定研究教育环境起到积极作用。然而，若干大出口消耗了太多的经费。首先是行政化开支大增。科技界养的官员太多，行政活动铺张，耗费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第二是科研项目立项、管理、评审中大量的人为漏洞，将科研项目变成分钱项目。特别是有的“重大项目”高度虚报，成为科研经费的“黑洞”。我参加过的一个973项目，只做“基础研究”，不涉及具体应用，总经费3000多万，真正分到下属课题的应该不足一半。第三是863、973、自然科学基金的经费管理模式超级荒唐造成的后果。这些基金不容许用于人员工资，研究者何以为生？于是各单位不得不在“做账”上下功夫，科技人员合理应有的收入要用非正常的方式才能解决。当非正常操作成为常规，更多的经费流向何处谁又把握得住？在中国，一个人能够同时拥有和承担多个大项目，能够同时指导十几个研究生，这种情况已不是新闻。大量经费落到少数人头上，这是经费管理模式造成的严重问题。由于资金的大量截流、分流，大大减弱了对常规科研的支持。最严重的是，成批的青年研究者和教师难以得到支持。

回顾六十三年的发展历程，虽然取得了若干重大成果，但国家的自主创新体系还未形成。高科技弱，在国与国的硬斗硬的竞争中难以占到强势。我们的高端产品市场缺乏自主创造产品，产业结构如何改变？六十三年已经不短，对科技人员、教师的长期“廉价”政策已经对国家科技、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这个问题值得国家决策层高度反思。

笔者认为，国家对科技人员、教师、医生的“廉价”政策不能再继续下去。这些人员都服务于国家的公共领域，应该由国家负起更多的责任。首先是建立起一个有序、合理的分配原则，使分配体现学术、技术水平，体现实际贡献，体现岗位职责。只有这样，收入分配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起到鼓励好学上进，鼓励奉献的作用。第二是合理使用现有的经费投入，保证科技人员、教师的一个适当的基本收入。建议彻底改变各种项目经费的使用规则，在保证项目承担中每个个人收入的前提下，将科研经费和个人收入完全严格分开。这应该是杜绝科研领域中腐败、有效使用科研投入的办法。第三是必须弱化和逐步取消奖金制度，使科技人员有尊严地拿有尊严的工资。

让铜臭远些，让环境清净些，让更多的科技人员能静心工作，这是我们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