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客观公正的学术评价制度的确立，最终都是为了成为学术进步的助推力。因此，人们之所以热衷讨论与提出各种学术评价策略莫非是基于对“我们时代的学术”贫瘠所致。
最近国内一些主流媒体大力推介学术代表作制度，一些著名高校开始陆续实施这种学术评价的“代表作制度”，这一做法认为，此举是对以往那种看论文核心数目以及主持科研项目与专著是否达标的“量”的否定。这种否定的逻辑是，学术“量”的追求是目前“质量平庸”的关键所在。所以，我们应该引入“学术代表作制度”，即“提交1－3篇代表作。然后根据专家的学术意见，来对其学术评价进行学术认定”。而且这一看法更为有意思的理由是，这是非常“国际化”的，“在美国，评教授的标准往往是一本专著加上3-4篇论文，衡量论文的标准也并非严格依据期刊目录，而是业内公认的几本较好的期刊”。
无可非议的是，“代表作”是衡量一个学者的学术能力的标志性作品，比如学术界就有“一辈子就吃他年轻时候写的那本书”的说法，更为重要的是，学术评价的“代表作”制度相信这一推行必将实现学术研究现状转变，促进学术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诸如“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可能更愿意不断打磨而不愿意将自己的文章“抛头露面”，自己辛苦十来年甚至几十年才弄明白的“成果”怎么会就这么简单的给同行“学习”。所以，论文的数量也一定会锐减下去，于是，学术发展更加符合学术研究自身的规律，学者们也就会甘坐“冷板凳”，写出“传世精品”。
问题真是上述那么简单？需要慎思明辨的是，学术“代表作制度”并非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我们没有可靠的制度，而简单的推行“提交一两篇”文章来审定对一个学者的学术评价，确定是否提升更加职称等，将是十分有害的。
首先，“代表作制度”如何规避“学缘关系”。“人情化社会”根深蒂固的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学术界扪心自问又何尝不是对于“关系”的重视。对于“代表作”评价时我们如何能够避免这种“人情关系”绝不是一件非常好解决的问题，“匿名评审”在中国大致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评审制度人们心中也是有着一杆秤的。至少我们只能相信一个不关专家利益的匿名评审可能才是十分有效的。特别是在人们认为有“界”的地方就是“江湖”的“学术界”，这种“代表作”的评价令人心生疑窦。我们可以作个假设，一个专家收到一篇自己的学生或者比较熟悉的朋友、学生的作品，他如何能够在决定代表作作者“职称提升”这样大事面前“大公无私”？如果这种评价避免不了这些非常复杂的因素，那么就不能够单纯地否定对于“核心论文”要求的数量，而片面实行“代表作”制度。
其次，“代表作”评价专家难以确定。这里面遇到两个问题，专家困境之一是，学科细化导致学术的“活”做的越来越细，特别是在文科里面，如果一个学者钻研的是一个非常冷僻的领域，比如哲学界里面，我们有一种“做人头”的学术操练方法，即如果一个人选择的是西方某一个人（国内没有人做过），那么，我们如何对其评价认定他的文章是否做到客观公正的解读。也许人们会反问，启动国外专家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的以中文言说的一大本著作又有几本是被翻译为“西方文本”来加以评价的？专家困境之二是，特别是在文科里面缺乏一个较为“客观”的、像自然科学那样一目了然的成果优劣之分，所以文科的发展几乎都是在各种相互“批判”的基础上推进的，这一点西方哲学史可明鉴。那么，当一个人提交的是一个与其学术主流观点不一致的或者直接与专家观点相左的“代表作”，那么，评价如何确定其公正性呢？
再次，学术“代表作制度”如果不能规避一些必要的缺陷，盲目凭其想当然的实行，势必适得其反，造成更为严重的问题。因为，这种评价制度也有发展为一个“无须客观标准”、“只凭背后操作”的评价之“恶”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恶果是，“代表作制度”意图引导学者去甘于坐冷板凳的初衷不但不会有效，反而更加的“坏”，因为，十年磨一剑不如别人的关系网有用，人们可能更加热衷的是到处拉关系，使得学术界更加具有“江湖气息”了。
上述对于学术“代表作制度”的诘问不是为了彻底否定这种对于学术论文“质”的呼唤，而是认为，如果看不到其任何弊端，盲目实行，还不如就按照目前的学术评价体制来，所以我们的看法是，将注重“核心论文”的量与注重“代表作”的质两者结合起来，既有客观的量来保证一个最低的准入门槛，又要推行“质”来确定该学者真正能否提升到关键的岗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