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不开的心结

心绪未平，心结依旧，虽知话已多余，却还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一、理想是什么

理想是什么？它是心头一缕淡淡的念想，一种对美好未来的期盼；它是胸中一丝拳拳的思绪，一份对事业和成功的渴望；它是一股向上的情结，催促你去实现自己最大的人生价值。它看不见、摸不着，却始终伴随着你。在困难的时候，它给你坚持下去的毅力；在失败的时候，它给你抚平创伤、从新站起的勇气；面对挑战，它让你知难而上；身陷歧途，它为你指点迷津。美国独立战争时的著名将军、政治家舒尔茨说过：“理想就像星星——我们永远够不着星星。但是我们像水手一样，用它们指引航程。” (Ideals are like stars – we never reach them, but like mariners, we chart our course by them. – C. Schurz)

“不要把理想政治化”，许多人这样说，我同意。刻意把每个年轻人的人生追求和国家民族的大义联结起来，确有哗众取宠之嫌。在强调以人为本的今天，要尊重每个人的抉择。但是，当你想到当年大西北两弹一星的英雄们，看到今天像罗阳这样为事业献身的人，你不会觉得他们是民族的脊梁吗？你不会觉得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需要这样的人吗？我讨厌新闻中那种不真实的、高大全的报导。然而，一个运动员，即使他(她)也在盘算，得了奖金可以买房子，但当他(她)站在领奖台上，泪流满面地看着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难道你不觉得这是他(她)对抚养他们成长的人民的回报吗？一个科学家，即使他(她)有许多个人名利的追求，但如果他(她)的成果被世界承认，被载入史册，难道你不感到这是他们对那片他们生活过的土地的反哺吗？

在我的心目中，祖国就是那片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锦绣河山，是重千斤的“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还有那些面向黄土背朝天，用他们的汗水为我们生产大米，棉花的衣食父母们。对于他们，我们是有责任的。“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有祖国”，这话是有道理的。当居里夫人发现了一种新元素时，她把它命名为“钋” (Po)，为了纪念她的祖国Poland。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许多人表达了这种情绪。对此，我也有同感。我以为自己不是在泡制“心灵鸡汤”或“猪肝汤”，特别是当读了许多年轻人的博文，跟帖，我也心碎。深深感到，我们的教育和科研制度，包括研究生制度，导师职责，毕业求职，青年教师培养……有太多需要反省的地方了。虽然这大概不是我，一个退了休的小知识分子所应该关心的。但还是想说一句：希望有关领导能来听听年轻学者们的呼声。

但这里想说的是另一个方面，现实生活中的困难，不应成为放弃理想的借口。有些人说：“科学研究是有钱人的游戏，我们玩不起。”我不以为然。历史上的确有许多富有的科学家，但也有许多在艰难的条件下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就拿居里夫人来说吧，她的父母原来都是教师，失业后承包了学生食堂，年幼的居里夫人也要协助做饭。她到巴黎索尔本学院求学时，穿着破旧衣服，住着简陋小屋，用面包和茶水充饥。她给自己一位童年时代的朋友的信中说：“我用尽了力量来应付这一切……我有一个最高原则：不管是对人或者对事，都决不屈服！”陈景润当年是在不足六平米的斗室里证出“1+2”的。抗战中西南联大的条件大概比现在大多数年轻人的条件还差罢？那里出了多少大师？

其实，理想就是心头那一片淡淡的彩霞，那一枕难以割舍的甜甜的梦。在我们浮燥的心灵中，为什么不能给它留一小块平静的空间呢？在我的书架上，有一个自己设计的，摆了一、二十年的相框，上半截是一只展翅的鹰，下半截是马克·吐温的话：“不要放弃你的理想。当理想消逝，你即使还活着，但虽生犹死。” (Do not part with your illusions. When they are gone you may still exist, but you have ceased to live. – Mark Twain)

二、能力与选择

任何一件有挑战性的工作，当你还没有去做之前，大概都会感到这是“Mission Impossible”。即使美国国父华盛顿先生，当他当选为首任总统时也曾说到：“我天资愚钝，又无民政管理的实践，倍感自己能力不足，难以肩负此任。”但他还是勇敢地接受挑战，他接着说道：“对于国家的召唤……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克尽职守，乃是我忠贞不渝的努力目标。”即使是一个最优秀的运动员，大概也不敢说：“我的能力足以让我当世界冠军。”更不用说当他刚开始运动生涯的时候了。

拿破仑的名言是：“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说的是一种信念、一颗进取心。在我看来，年轻人就应该有野心，所谓“人不轻狂枉少年。”如果只想做自己觉得游刃有余的工作，那是对自己生命的浪费，对人生的悲哀。年轻人应该如何估计自己的能力呢？我觉得歌德的一句话说得再好不过了。他是这么说的：“一个人要完成他面前的挑战，就必须把自己看得比他的真实情况高明。” (For a man to achieve all that is demanded of him he must regard himself as greater than he is.) 这不是好高骛远，而是一种心气，一份担待。这也不是错误地高估自己，这个说法之所以科学，是因为你在做的过程中会学到新的知识，提高自己的能力。年轻人，就是要勇敢地面对各种挑战：学习的，科研的，甚至生活的。在困难面前说一声：“我行!”不要浅尝即止，不能轻言放弃。

再说选择。在师生夜话中看到最多的问题是：“老师：我是……，我该怎么办呢？”我通常的答案是：按你自己的意愿去做。自己年轻时最喜欢的是巴金的一句话(大意)：有人说：路是人走出来的。也有人说：是先有了路，才有人走。我不知道谁对谁错，我还年轻，我要生活，且看生活的浪涛将我带向何方？年轻人，时间是你们的资本，勇敢地走自己的路罢，错了又怎么样？从头再来就是。“上帝允许年轻人犯错误。”

当然，如果面前是一条笔直的路，那么，只要快马扬鞭往前赶就行了。但在生活的道路上，经常会遇到多歧路。这时就有选择的问题了。那么，应当怎样去选择呢？我强烈地觉得，应当挑战自我，选择一条可能实现自己人生最大价值的路。记住马克思的那句话：“在科学上是没有平坦大道的，只有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想循平坦大道而行的人总爬不高，他只能永远徘徊在同一个海拔高度上。

至于兴趣。爱因斯坦说过：“只有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它远胜过责任感。”我也相信，对科学研究的兴趣是成功的关键之一。但其实好奇心与想像力比兴趣更重要。兴趣常常是在探索中成长的。特别是当拿“没兴趣”作为放弃理想，逃避艰苦努力的托词的时候，它是多么的苍白无力呀？

三、我的错误和我的心结

最早指出我错误的是我一位海外朋友，他说：“It is unwise and even wrong to impose your will on your student.”他还说：“‘我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是中国式家长心态。”随后，许多网友也批评了我这一点。是的，我反思了许多。大概真的是中国传统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思想，让我无法在心底将学生放在与我平等的位置。从整个社会来说，不少人提到只有对民主的启蒙，以及对人性的彻底解放才能真正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我想这也是有道理的。中国长期科学技术的落后，有必要从传统文化中找找原因。我不同意张能立老师带人身攻击色彩的一些说法，但同意他对传统文化的一些反思。

我意识到自己错了，我对萧杨说：“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选择人生道路是他的权利，“支持他”是我认错的一种表示。但我不同意部分网友的一种观点：“个人的选择与社会无关。”一个博士生毕业，国家的经济投入，老师的心血，以及自己多年的刻苦努力，在毕业择业的时候，难道不应当有一点社会责任感？“将个人利益与如何更好地反馈社会结合起来想一想”，这样的要求不能算过分罢？爱因斯坦说过：“人只有献身社会，才能找出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他还说：“我从不把安逸和快乐看作生活目的本身。我把它叫做猪栏的理想。”说句难听的话：“老婆孩子热炕头就属于猪栏的理想。”

再说博士毕业教中学，我至今认为这是一种浪费。特别是理工科学生，他们要一步一步学多少东西才能达到真正博士的水平，而从大学开始，学到的大部分知识教中学真的用不上。那些所谓“眼界”、“思想高度”之类的说法，我真不敢苟同。为了说服自己，想了几个近代数学中与中学数学有关的例子。伽罗华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用尺规不能三等分任意角，为什么五次方程没有公式解，但数学专业的博士生有办法跟中学生讲清楚吗？从实分析看，“无理数是无限不循环小数”不是严格定义，但能跟中学生讲分割吗？在平面几何中去掉第五公设可导致非欧几何，但你如果告诉中学生：过直线外一点可以作直线的两条平行线，不搞出世界大乱才怪呢。

我对凤凰台“锵锵三人行”的相关说法很不以为然。学文科的根本无法理解一个理工科学生要走到学科前沿，即使只说学会近代数学、近代物理之类的课程，就要走过多么漫长的路。难怪伏尔泰说：“阿基米德头脑里的想象力比荷马的远为丰富。”他们对优秀理工科博士当中学教师，硕士生争当环卫工人等学非所用、浪费人才的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熟视无睹，甚至无原则地吹捧，其实是在误导年轻一代。

有人说我轻视中学教师，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是六四年上大学，由于文革，毕业时被称为一年零八个月的大学生。后来能上研究生，能出国读博，主要是靠中学养成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我有一个非常好的中学数学老师，她是当时福建省唯一的数学一级教师。高一时，我是在高二学生数学墙报前抄题时被她发现的。作为教研组长，她在还不是我们任课老师时就开始指导我学数学。她像母亲一样关心我。在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的《荆棘之路》一书中，她还专门提到我。我还有一个好校长，曾经三次被打倒的福州一中陈君实校长。是他通过教育厅王厅长，请求当时福建省委书记叶飞给时任教育部长、清华校长的蒋南翔打电话，再加上他担保我政治上不出问题，我才上的清华。这在人民出版社出的《三个新四军女兵的多彩人生》一书中有记载。老校长还健在。如果说我看不起中学老师，那我真的是忘恩负义了。但这些好老师，好校长，都只是大学毕业。从他们身上我更坚信：大学毕业当中学老师太够了。

我仍然相信，在选择职业这个问题上是萧杨错了，尽管他有选择权，而我也必须支持他，但这并不表明我认同他的选择，因为他完全有能力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却选择了轻松舒适的岗位——主要是为了“怕累”。他不像其他一些年轻人，有找工作的压力。一位985大学的部门领导曾对我说：他如果愿意去，可以给房子，给副教授……我像许多网友一样，期盼他能早日回归科研。这就是我解不开的心结。

最后说几句话：在我的几篇博文后面有总计上千条随帖，很感动，也真有“胜读十年书”之感。惭愧的是，我还有科研项目，还有学生要带，真的没有时间一一回复。本不想就这事再写什么了，但似乎还欠大家一个回答，就又信手涂鸦了一篇。有人说我炒作自己，他错了。我对点击率之类的东西毫无兴趣。一个科学工作者的价值只能用他的科研工作来衡量，而我对自己有信心。

我知道许多人会不同意我的看法。这是好事，马克·吐温说过：“大家思想相同不是好事，只有不同的意见才能像赛马一样互相竞争。” (It were not best that we should all think alike; it is difference of opinion that makes horse ra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