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 Joseph Murray-Work a prayer and Nobel Prize a blessing
纪念约瑟夫墨瑞：工作是祷告，诺奖是祝福
在2012年11月26日，20世纪的一位科学巨星辞世而去，享年93岁，他名叫约瑟夫*墨瑞。
墨瑞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参加星期天早晨的弥撒，并在其后免费为教区的弟兄姐妹提供即兴的医疗咨询，对他来说，“工作就是祷告，每天早晨我都以向造物主祷告开始。”他的祷告得到了丰盛的回应，其中包括1990年的诺贝尔医学奖，他用个案报道摘取了诺贝尔奖。
墨瑞辞世是医学界的一项巨大损失，就在去年他接受采访时，他透露了他正在进行的一项写作计划，那就是科学与属灵价值的人生纪念，书名为《生命壁画》，上帝在他未竟之时召之而去，看来上帝的计划中，他还不想墨瑞过早地揭示某些属灵生命与科学的秘密。
墨瑞在众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与众不同，用他以前的老板兼好友著名的外科医生莫尔（F Moore）的话来说，墨瑞“是唯一通过业余爱好获得诺贝尔奖的人”。他是一名整形外科医生，在整形外科做出过重大贡献，但他获奖的原因却是首先成功地进行了肾移植，做了泌尿外科的工作。
让我们把时间返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此时墨瑞中止学业，进入美军为盟军抗暴而战，在九个月的外科实习之后，他被临时分配到瓦利福吉（Valley Forge）总医院，等待进一步被派遣到海外。瓦利福吉总医院有美军的烧伤中心，他把几乎所有时间都投入到烧伤病人的工作中去了，积极学习烧伤治疗，他在医院的工作是如此出色，烧伤主任出面挽留并成功地阻止了他的进一步派遣，他成为烧伤研治团队之一员，树立了他的未来的专业方向。对于严重的烧伤病人，需要植皮，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意识到皮肤移植的成功取决于亲缘关系以及一些不确定性因素。
在1947年，墨瑞退伍回来重新开始住院医生训练，他的专业方向是整形外科，他先后在数家医院完成相关训练并取得行医资格，进行了短暂的一段独立行医之后，他回到了现在的布莱根妇女医院（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在当时被称为彼德-本特-布莱根医院（Peter Bent Brigham Hospital），他此前外科实习的地方。布莱根医院是当地最大的医院之一，是哈佛大学的附二院。医院的外科主任就是莫尔医生。在莫尔的外科中一个大的研究项目就是肾移植。
在当时，哈佛的肾移植研究困难重重，在1945年，哈佛的学者哈夫勒郭（C Hufnagel）首次进行了尝试，但异位移植的肾脏毫无作用，以失败告终。墨瑞因为有皮肤移植的经验与研究被邀请加入该研究小组，不少朋友劝他远离这个没前途的研究项目，但是兴趣与好奇心克服了这些考量，他成为其中一员并且凭着熟练的外科技术与研究才华逐渐承担起领导作用。
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移植研究小组的主要成果就是身边几条带有功能性的移植肾的狗。创造历史的机遇在1954年临到这群百折不挠的哈佛学者，“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医院收治了一位患有慢性弥散性肾小球肾炎的病人理查德*赫利克（Richard Herrick），双肾相继功能不全，理查德显然在走向一条死亡的不归路，肾衰在败坏他的心血管系统，体内毒素不能排出，他正丧失对正常意志的控制能力，神志不清的他还咬伤了一位护士。他的幸运在于他有一位同卵双生兄弟罗纳德（Ronald）愿意为他捐献一只肾。
墨瑞在皮肤移植中就意识到，同卵双生子共享一个胎盘时，其组织在遗传学上进乎一样，移植的皮肤不发生排斥反应。其团队针对赫利克弟兄进行了严密的检查，以验证他们的这种关系，包括最后在两兄弟身上进行皮肤互植，证明不会发生排斥反应。哈佛大学学者要用活体肾进行肾移植的消息传开，引起了公众的注意，也迎来了强烈的质疑，墨瑞医生广泛地寻求社会共识，包括征求了各种宗教派别的意见后，于1954年12月23日为理查德换上了罗纳德的肾。理查德术后生存了八年，娶了当初照看他的一个护士为妻，还生了两个孩子。
赫利克兄弟的成功难以复制，随后墨瑞试图通过全身辐射杀死免疫细胞的方式抑制排斥反应，从而保证移植的成功，然而，即使没有作对的律师设计调查，他随后病人的死亡率也差不多是100%。移植研究组成员人心涣散，许多人开始质疑移植手术是否有成功的希望，包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直截了当地断言，异体移植不太能获得成功。幸运地，墨瑞医生没有那么一个致力于干扰他工作的私敌叫嚣着打他的假，在一直坚持做整形手术的同时，他把余时贡献给了解决抑制移植排斥反应上，在1959年他成功地进行了异卵双生子之间的肾移植，在1961年又在没有亲缘关系人之间成功地进行了肾移植，而在1962年他进行了第一例来源于尸体的肾移植手术。
哈佛移植中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关注移植研究的人才，其中包括英国的开恩（R. Calne），开恩是欧洲移植术的学界大牛，他开创了肝移植、小肠移植、以及多内脏联合移植，他最早期的贡献却是发现免疫抑制剂硫唑嘌呤抑制排斥反应的作用，正是此药保证了没有亲缘关系的人之间的肾移植的成功。免疫抑制剂的成功临床应用，为现代移植术打开了常规手术的大门，在1950年代墨瑞等人的探索时期，接受移植的患者成活超过三个月的几率不到10%，而到了1965年，随着抑制剂的广泛应用，一年成活率已经达到了80%。
墨瑞的诸多贡献与核心作用使得他成为移植手术的当然领袖，他是哈佛随后成立的移植中心主任。然而，在看到移植手术走上迅速发展的轨道之后，他决定完全地放弃他的这一业余爱好，回归本行，全心全意地做一个整形医生。在1971年他退出移植手术，让位给后起之秀威尔森（R. E. Wilson）。
墨瑞回到整形外科领域后在头面部整形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是这一领域的先驱之一。
墨瑞的工作极大地改变了现代医学实践，除了在医疗技术的重大突破，移植手术涉及活体捐赠器官，突破了传统医伦理的无害原则，而他在1960年代后期参与针对脑死亡的定义与研究，对其后的医学伦理与实践以及相关法制有着深远影响。
墨瑞早在1984年就经历了第一次中风，可能是导致了他在1986年退修的原因之一。对于墨瑞来说，生活的每一天，不仅仅是诺贝奖，都是一种祝福，肮脏的小道、零散的鲜花、以及天空的乌云，都是可享受的生活喜乐之源。深深的宗教修养，让他有惊无险地度过其后的几乎三十年。墨瑞有三子三女，孙辈18人，可谓生养众多。
许许多多的科学界与医学界学者都会永远地怀念这位诚挚、热情、敬虔、勇敢、与富于创造力的科学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