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十年来中国人的出国与回国

前几天在电视里看到的一档新闻节目，讲1949年后中国科教事业的发展。大意是从无到有，现在已获得国际认可云云，再让几个不知何方神圣的高鼻子蓝眼睛说几句好话，也算是典型的“中国式新闻”。虽然电视台的目的是造势，但却让我联想起这些年来的人事沧桑。

三十年前中国的国门刚刚打开时，科技人员主要以公派出国为主，其中部分在国外攻读学位，算公派留学生，几乎是同时也开始有自费留学生。那时自费留学手续繁琐，不仅申请国外学校时由于信息缺乏和通信手段落后而颇不容易，在国内办有关手续也十分困难。开始大多需要有海外直系亲属关系，才能免除大学毕业后在中国工作若干年的义务。虽然也可以用钱“赎身”，不过这笔钱对于很多人来说负担很重，因此对亲属关系的造假仍不鲜见。

上世纪80到90年代，国内外生活环境和收入差距极大。对于刚走出国门的人来说，西方的发达程度是令人眩目和震惊的。因此，那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自费出国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留在国外，即使是公派人员也是想方设法改变身份，争取留在国外。当年回国的人，或是“一根筋”地要回，或是各种原因未能留在国外。尽管那些自己要回国的人也有不同的理由，并非象报纸上宣传的那样，都是“放弃国外高薪聘请，回国效力”这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但当年的报纸上充斥着对这些人爱国的宣传，无论是自愿还是非自愿地回国。这个观念后来在大家见识增长和新闻媒体公信力下降等因素共同作用下有所改变，不仅不再把留学回国人员都当作爱国者对待，甚至还出现了一种相反的论调：那些回国的人都是没本事留在国外的。无意之中，媒体对回国留学人员不加区别的吹捧，变成民间对回国人员无能的印象，也真让人感到讽刺。

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呈现出经济的高速增长（姑且不论付出了多少代价），让政府和高收入人群开始体会到“不差钱”的感觉。于是上到中央多个部委下到地方政府乃至各个单位，不断推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计划。这些计划特别是人才计划，常常给人一种“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印象。尽管领导们有“以事业、待遇和感情留人”的说法，但现实中基本上就是以钱和特殊待遇吸引人，至于是否真得关心留人和把人留住了不好说（再加上还有一个应该鼓励人员流动的问题，使得这个问题讨论起来比较复杂）。

最近几年里，留学人员在国外的环境因经济危机变差，和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机会和优厚待遇的双重作用下，产生了一波回国潮。不过应该认识到，这波回国潮的主力多为要开创自己独立学术生涯的年轻学者，以及希望自己创业办公司的人，而那些有一定资历的研究人员大多不为所动（可参见张有学老师的有关博文）。抛开确实应该对开创独立学术生涯的年轻人给予重视的问题不谈，这种状况和各级官员和大学校长们想引进那些能够迅速带来名声和成果的中坚力量的初衷并不一致。与此同时，开始有“聪明人”学会“两头通吃”，占用了大量资源却难以对中国本土的科教水平的提升起到实质性作用，因此造成国内普通科研人员怨声载道，这些“空中飞人”也成为众矢之的。如果不是各种计划和资源分配的信息闭塞，这种情况可能会被更多地揭露出来。

当然，对那些身在国外，却抽出宝贵时间为中国科技出谋划策、培养人才和提供帮助的人，应该由衷地感谢，并给予合理的报酬和经济补偿。对全职和兼职人员做出清晰的责权利界定，无疑是值得提倡的做法。这一点已经在各级计划中以及一些地方的操作上开始体现，尽管在现实中问题仍然很多。

要想增加吸引力，让更多真正有本事的人回国效力，以及鼓励本土人才脱颖而出和良好发展，仅仅停留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层面，恐怕是难以起到根本作用的。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对中国科技发展绝对有正面作用。尽管实际操作层面不应照搬人家的体系（各国的体系也有区别，今天照搬这个体系，明天又改为照搬那个体系的做法，也是广为诟病的），但最好也要少来点儿“中国式”的改变。在诸多问题当中，降低官本位和等级化在科技界的蔓延、建立不流于形式的公开透明的竞争环境、减轻科研人员在非科研活动中的负担，可能是亟需解决的。

顺便说一句，人员流动是应当鼓励而非阻止的，尽管现实中常见有实力和雄心的人从人才匮乏地区流动到集中地区。但阻止不是办法，增强自身吸引力才是正途。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心平气和地看待人员的跨国流动，特别是当中国科技人员的外流不再被看作是“失血”时，就是中国科技界兴旺发达、对自身吸引力充满自信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