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在基金申请中设立资助特区

基金申请日益成为科研工作者的一种常规生活要素，据笔者这几年的观察，每个科研工作者每年至少要花上两个月的时间去写各种标书和本子，这是一项很费时费力的活。随着国家每年科研投入的增加，各类基金的申请数量也是快速增加，这种局面造成了国家和个人的双向疲惫与浪费。如果再考虑到中国科研工作者所遭遇到的没完没了的各种会议，导致时间的损耗更是惊人，当下的科技工作者普遍感到用于科研的时间严重不足，这种局面是令人无法接受的，毕竟科研成果的产出量是投入时间的函数，从这个意义上说，改变基金的申请模式恰恰是未来科技管理改革中具有高度敏感性的思路。

美国科学史家霍勒斯?贾德森（Horace Judson，1931-）在《大背叛：科学中的欺诈》一书中曾提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自然科学分部主任沃伦?维夫（Warren Weaver，1894-1978）的一种资助模式很有启发性。沃伦?维夫原本是一名数学家，也是一名优秀的科技管理者，在其担任23年主任期间（1932-1955），倡导一种很有远见的资助模式，既培养了数名诺贝尔奖学者，也开创了基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新领域，总体来看效果非常显著。反思其管理理念，要点主要有两条：其一，寻找有前途的年轻科学家进行资助；其二，寻找此前并不紧密联系而现在开始结合的边缘领域进行资助。这个资助模式的深远意义在于把现在与未来做了很好的衔接：解决现在的问题需要找到合适的人才，这些人可以通过其杰出的工作为人类开辟一条衔接未来的路；对未来的远见卓识恰恰体现在把科学的研究领域引领到一个有希望的领域，这第二点尤其难以模仿，它需要的是一种穿透岁月的眼光。笔者曾经把这种模式称作：为好人找项目，为未来找方向。抛开这种模式的重大历史意义不谈，仅就实践层面来讲，这种理念也极大地解放了管理者与科研工作者的时间。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说，这种模式使得管理者与科研工作者的分工明确，符合经济学原则，导致双方整体的工作效率都得到了提高。

随着国家科技投入的逐年增加，每年各类国字号的基金申请数量、规模也在快速增长，导致科技管理部门组织的评审工作也随之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拿目前国内影响最大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评审来说，2011年，共受理面上与青年项目的申报合计130153项，最后经评审资助28575项。如果按每个专家评审20份标书来计算，每年也需要调动6500余名专家来参与评审工作，这是非常庞大的工作量。耗时费力不说，由于竞争加剧，各类潜在学术不端行为也开始涌现。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准确知道每年用于各类科研项目评审的费用到底有多少，但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从管理者的角度来说，维持或者缩小申请规模是当下和未来急需考虑的问题；对于申报者来讲，每年撰写标书的时间也是浪费惊人，由于竞争的日趋激烈，为了中标，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来修饰甚至编造科研神话，导致原本就已经显得稀少的科研时间被进一步占用，从这一意义上说，管理部门和科研人员都成了评价体制的牺牲品，就管理而言，科研管理体制的再造在当下的中国就具有了双重意义。

毕竟沃伦?维夫的策略是八十年前的选择模式，结合中国的实际科研状况，笔者认为应该对沃伦?维夫的模型进行改造，为此我们提出项目资助的“三明治模型”，它的实质是把项目与人综合考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主的一种科研选择模型，这也是当下中国科技为社会服务的最为紧迫的任务。科技管理部门时刻面临一个事关未来的任务，那就是用科技的成就获得社会的认同与支持，以此为未来的发展获得预算支持的选票，一旦财政体制进行改革，科技预算的拨付就与此有直接的关系。三明治模型的最大好处就是把当下最好的人与最急需解决的问题结合起来，也许最急需的问题并不是最前沿的问题，但这种努力能够快速获得社会与公众对科技投入的认同与信任，只有这样科技未来的发展空间才不会萎缩。

基于上述考虑，不妨在中国科技基金的分配中应该设立一些资助特区，规模可以很小，但必须很精锐。真正让一些最优秀的人从繁琐的申报中解放出来，这就相当于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科研效率，而且在操作层面上发现这些优秀人才并不难。至于为未来找方向，这事是需要眼界的，也不用急，慢慢来，相信也是可以解决的。按照中国道家的说法，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无为而治。其实这也是对我们长期以来所践行的无所不管的一种主动修正与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