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基础研究之困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正在隆重热闹的颁发中，同时也再一次燃起了我国科民的"诺贝尔情结”。我认为科民的诺贝尔情结是一个正面社会现象，我也相信总有一天，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科学家会拿到这个世界公认的科学大奖。为此，我想应该写一篇与此相关的博文。诺贝尔奖中基础研究成果占有重要地位，结合我国实际，博文题目就定为“我国基础研究之困？”。除此之外，这篇博文的创意还来自100多年前美国物理学会首任会长亨利•奥古斯特•罗兰针对中国说的一段“很伤自尊”的话（来自杜祥琬，正学风 强基础-对中国物理学会的两点期望，中国科学报2012年9月25日第一版），他说：“多少代人以来，他们（中国）（在科学上）都没有什么进步，因为他们只满足科学的应用，却从来没有追问过他们所做事情中的原理。中国人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的进步。我们现在只能将这个（世界上）所有民族中最古老，人口最多的民族当成野蛮人”。还有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和道格拉斯.奥谢罗夫关于对基础研究的表述。前者说：基础研究是社会发展原动力；后者说：基础研究并不是为什么。因此，我认为关于基础研究意义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罗兰应该是18世纪科学界的一位大碗，他的话虽然不中听，但事实也确实如此。在我们祖先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真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对世界科学具有实质性的贡献。在我国，关于基础研究意义的认识一直是一个纠结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涉及我国民众尤其是科学大众对基础研究重要性及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重要性的认识。我们对基础研究似乎存在既爱又恨两面性。你看媒体和大众对诺贝尔奖的那种渴望情结就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对基础研究“爱”的一面。诺贝尔奖成果虽说并不完全属于纯基础研究成果范畴，例如有的成果展现出很强的应用前景，例如光纤、DNA及石墨烯成果等。但像诺贝尔物理学奖中有的可是实实在在一些纯基础研究成果。要让那些物理学诺奖中的“粒子们”在短期内为人民服务恐怕有点勉为其难。

我认为，对于我国基础研究之困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当然是对基础研究认识问题。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本人没有这个能力阐述清楚。刚刚看到李子欣的博文-“过分强调基础研究是被欧美发达国家误导了？”。我们有多少人能够比较理智地理解上述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箴言”。我至今也没有深刻领会“基础研究并不是为什么？”的深刻含义，那么又是为什么呢？“基础研究是社会发展原动力”，这个原动力的性质究竟如何体现？它是如何推动社会发展。由于基础研究本身存在风险，更加深人们对开展基础研究（尤其是某些纯基础研究）必要性的误解。我想这些过于深奥的问题可以先抛开，我们可以首先从事实出发来讨论这个问题。还是拿我们最近很是憎恨的日本为例，因为我们同属东方人种，抛开政治理念差异，在科学上应该可以参照和对比。

众所周知，二战结束作为一个战败国，日本从一片废墟中起步，尽管开始他们采取“拿来主义”政策快速发展国家经济并且迅速见成效。然而他们也许很快意识到“拿来主义”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的道理，所以开始重视基础研究，这是他们能够不断荣获诺贝尔奖的动力所在。即使现在他们依然在支持基础研究强度上存在争议，但在必要性方面基本达成共识。例如日本名古屋大学校长平野真一认为：“必须重视基础科学研究, 他认为, 高校必须有基础科学的发展, 在此基础上才能有应用科学的发展。而对于高校中的年轻人来说, 更应该在基础科学方面打好基础”。北海道大学校长佐伯浩认为：“大学不像民间的研究机构那么重视结果。你可以失败, 你可以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之后, 仍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 但是你只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努力了, 在大学里面就会得到公正的评价, 我们重视的是你在科研的过程当中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这个过程是否有意义, 而不是一定要有什么样的成果”。谁能说现在日本发达的应用科技和产业与他们基础研究水平之间没有内在本质联系呢？

实际上，就我所知在我国近几十年内依然有极少数科学家在默默无闻地从事那些属于重大原创的基础研究，例如文革之前的“牛胰岛素”成果，据说光化学试剂就可盛满一个游泳池，尽管最终没有获得诺奖。后来又产生一个得到国际承认的“青蒿素”成果（尽管在成果分享上存在争议）。这表明，在我们这样基本没有基础科学研究历史传统国家仍然存在重大原始创新的火种。

对于基础研究认识上的“恨”，主要体现在基础研究的风险性及对待基础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形式-学术论文态度上。其实对于学术论文的意义，很多科学家和文献研究人员进行了深入阐述。学术论文是基础研究成果重要体现形式是国际学术共同体的共识。例如美国科学杂志(Science)前主编D. Kennedy博士说: “我们所有的思考、分析、实验和数据收集工作, 在撰写论文之前, 就什么也不算; 在学术领域, 我们的成果是以写出的东西来体现的, 出版物就像硬通货, 是学术成果的基本表现形式”。著名生态学家 Ricgard Karban在他2010年出版的专著“如何做生态学”的扉页写道“学术论文是学术界的硬通货”。我也写过一些博文，阐述学术论文的意义。然而，由于与学术论文相关的学术道德事件频发。使得我们一些人将负面的学术丑闻发泄在学术论文本身及质疑基础研究的必要性。丁肇中说：“基础研究是新技术和工业发展的原动力”。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实例阐述基础研究与技术研发之间的关系，在此不必赘述。

我本人一直认为，在我们一些重点大学和国家级研究机构中维持一个5-10%从事基础研究队伍不仅应该而且可行。我想随着科学研究深入及广泛国际化和大量海龟的出现，我们在关于“基础研究有什么用？”的讨论能够取得更多共识。基础研究水平显示了一个国家科技实力，它终将在应用技术研发上发挥积极作用。我坚信，当我们政府和公众普遍真正认识到基础研究重要性之日，就是我国科技腾飞时代来临之时。

第二，我们目前大多数科学家还没有能力提出具有重大原创的科学问题。有的博主强调要对科学家不光开放口袋，更要开放脑袋的观点无疑正确，但是科学家的脑袋靠谁开放，显然是自己。我们总是习惯将缺乏科学创新的现实归罪于现行体制，我不完全赞成。我承认现行体制中，尤其是科研资源分配及评审机制存在很多问题，但我不能理解现行体制是如何阻挡科学家原始创新思想的产生。至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是让科学家尽情开放脑袋的项目。国家基金委成立至今26年，项目申请及评审都是由科学家说了算，看不出体制方面的负面影响。某些科学家德行较差总不能怪罪体制，因为，在同样体制内还有品德高尚的科学家。从基础研究经费看，无论从数量和规模应该与我们的国情匹配。我们不需要庞大的基础研究队伍，只要用好现有的两个主要基础研究经费来源渠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973项目足矣。然而，现实情况告诉我们，这些基础研究渠道资助的项目依然是以应用或应用基础研究为主，高层次的基础研究项目较少。其根本原因是我们的科学家还不能提出重大原创科学问题。即使一些海归们也是以跟踪世界热门的“诺奖”科学研究领域和方向为主，即“诺奖热点”。因为，在他们骨子里依然是缺乏基础科学基因，尽管多年海外学术经历，也能发表CNS论文，似乎依然没有产生科学上的“基因变异”。难道我们华人只有在海外条件下才能做出诺奖水平的成果？我们怎样才能在共和国的国土上产生科学基因变异，做出世界一流科学成果，这是值得我们政府和科学家们深思的问题。国家已经采取某些特殊政策，如北京生命科学院及相关大学和科研院所，这些机构中的科研人员享有完全国际化生活待遇和科研条件，我们期待他们在不久将来产出令我们国人期盼已久的重大原创科学成果。

最后，我想表达一个老者发自内心对年轻人的期望。我等老矣，希望年轻人能在内心深处，耐住寂寞和“清贫”，发奋努力，我们国家科技水平跻身世界一流行列的愿望寄托在你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