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若干年前，参加过科技哲学方面的一些会议，本来是抱有很大期望的，但是参加过几次之后，觉得有些事不太对劲。至于到底是哪些方面不太对劲，当时也没有理清思绪。时过多年，再返回去想一想，有些问题现在有点初露点头绪来了。

一个是过多依赖国外的研究成果。当然，对于我们相对落后的领域，引进或者引用一些国外的研究成果也是必要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更多的表现出某种食洋不化的倾向来。比如某位学者，原来对科技哲学涉入的并不多。只是因为在国外做了一两年的访问学者，然后在些期间翻译了一本书，而且这本译著在国内出版了，于是这位学者立刻就成了这个领域的专家，甚至是头面人物。我翻过这本书，觉得原作者只是就某个问题做了自己的研究，而这个问题在国内确实没有人涉足过，但是这个问题实在是比较具体，研究它是有意义的，但是不是就能形成对这个大专业的权威性著作，似乎不太好说。反正我觉得，咱们国内的这位学者，这碗饭算是吃定了，还成为相关学术团体的负责人。我丝毫没有贬低这位学者的意思，只是我们的学界仅凭一本译著就把某位学者抬到如此之高的位置，这种做法未免不太严肃罢了。

还有类似的情况也是如此。一些学者出国做访问学者，或者参加一些国际学术会议，回来后把人家的论文编译了一番，在国内就大量地推销。我一直搞不懂这样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而且我感觉他们引进的这些研究问题，与国内的实际情况总存在着不小的距离。这个意思就是说，国内一方面不太了解这个具体问题的情况，另一方面国内对这方面研究的意义也实在没有搞清楚。说直白些，就是拿着洋玩艺来糊弄中国自己的学者。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学者也有意无意地标榜自己的水平不低。

还有一种倾向，就是国内的这个领域的学者，总是动不动就要推出一套自己的体系。这些体系他们玩得十分纯熟，总是能找出一些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国内学者也多为不甚了了的概念，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就构造出自己的理论体系。这种东西也特别能唬人，因为一般人实在不太明白这些概念的意思，全凭作者自己在那里云山雾罩地煽乎，结果让年轻人觉得很神秘，也很了得，从而觉得这才是一条成名的捷径。

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悟性极差，对这些东西总是看不懂，最后只好敬而远之。但是我以为，这种学风对于我们这个研究领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除了这些学者们自己在那故弄玄虚，玩文字游戏之外，没有任何意义。虽然说，哲学领域并不是要解决多少具体问题的，但是总得能给人的思维以某种启发吧，总得让人有所省悟吧。可是实际上，我们在这方面的东西实在没有多少可以拿得出手的。

当然，这个领域的有些学者还是踏踏实实地做了一些事情。原华东师范大学，现在上海师范大学任职的陈蓉霞教授，在研究生物学史方面就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她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过几篇短文，都很有意思。

我以为，在科技哲学领域，我们能做的事有很多。中国的技术创新与基础理论的研究，有很多哲学方面的问题值得研究。只是我们有些研究太过浮躁，一说技术创新，马上就拿出大块文章，引用国外相关文献，天南海北一通神侃。可是对于中国现阶段，到底存在什么问题，怎么看待这些问题，以及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这都不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拿出像样的东西来的。这需要沉下心去，好好琢磨个三五年，或者七八年，也许才能有所体悟。像现在这样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倒是显得花里胡哨，可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不知道科技哲学界里的这种现象是不是与评估标准有关，希望不是。国外有些哲学领域，其实这种乱造概念的现象也比较严重。有些学者的著作，基本就没人能懂，但是越是这样，这个学者的名气就越大。似乎只有看不懂，才说明他的水平高。这是什么逻辑？一个人连正经的人话都说不好，他的学问能真的好到哪儿去？我反正对此有些怀疑。康德是个大哲学家了吧？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翻译过来后有多少人能懂？我估计，能看懂个百分之二三十就不错了。康德的影响之所以大，并不是他的著作有多么晦涩，而是在这些晦涩的语言中，有那么一些人从中艰深地看出了他所提出的认识主体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康德之前，别人还没有这样思考过。他的影响是因为他所提出的问题有意义，而不是那种语言的晦涩。如果他能用更明白的语言讲述他的理论，也许他的影响还会更大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