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博士后培养再起航遭遇“质”的尴尬

国内博士后的工资还不如普通本科生，出国做博士后薪水却能养活一家人，这成了当下我国博士后待遇的写照。如何为博士后安心科研提供稳定的物质与精神的制度保障，已经成为摆在国家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我们实验室被科技部评了两次优秀，软硬件并不比国外差，但就是招不到优秀的博士后，应聘者寥寥无几。”

这是不久前在太原召开的全国博士后培养机制研讨会上，某位“985工程”高校校长的一句感慨。事实上，这样的感叹并非这一位校长所独有。招不到优秀的人才，似乎已成为当下博士后培养问题的一个缩影。不仅如此，如今我国的博士后制度正面对着科研成效偏低、国际化程度不高等培养质量上的拷问。

相比上世纪80年代博士后制度的引入、初步发展，清华大学副校长邱勇指出，我国的博士后制度进入再起航阶段，进一步提高博士后培养质量具有重大战略意义。那么，在现实层面上，都有什么因素羁绊着博士后制度再起航的脚步？

尴尬的“2.9%”

博士后制度设计之初，最主要是吸纳新近获得博士学位的人群，培养他们独当一面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然而，一组数据让中国高校校长面露难色。根据北京大学2011年发布的《中国博士质量报告》，高校博士生毕业后的去向有43.9%选择进入高等院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有10%选择进入科研设计单位，仅有2.9%选择在国内做博士后研究工作。

“博士后进站经济成本和出站求职风险日益加大。”邱勇解释，严峻的就业环境和生存压力，使得不少有学术进取的博士毕业生不得不望而却步。另外，由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从科研开发和人才战略出发推出一系列政策，国内优秀博士到国外做博士后的人也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记者也了解到，如今的高校博士后流动站中，企业博士后明显增加，在职人员成为博士后的重要来源之一。大量企业人士、在职人员进入博士后梯队又意味着什么呢？

在研讨会上，厦门大学副校长孙世刚表示，在职人员的进入一方面有助于产学研成果的转化，但同时也存在若干问题。“企业博士后主要从事企业的具体项目研发或产业化实践研究，在申报科研基金的竞争实力和成果发表方面相对较弱；在职人员进站作研究，一般都要兼顾所在单位的本职工作，研究精力分散自不必说，成果归属也常成为争议的问题。”

与此同时，一些“动机不纯”者也“混”入了博士后队伍。邱勇表示，一些博士毕业生基于没有找到工作、工作不理想或解决户口等现实问题，选择在国内读博士后。“求学背景、知识结构各异和动机相对不纯导致研究工作的源动力不足，而且这些博士后常常为出路担忧，这种功利动机与浮躁焦虑的心态使之难以踏实作研究。”

入口、体制制约科研成效

在邱勇看来，博士后生源状况直接影响博士后的培养质量，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科研成效偏低。

“博士后在站期间的科研情况以及取得的科研成果是评价博士后工作成效的主体部分。但是，目前国内博士后承担的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与获得的基金资助项目数偏低，发表论文数量（尤其是高水平的论文和论著）偏少，发表论文期刊层次偏低，科研成绩不显著。”邱勇说。

对此，孙世刚表示，造成这一现状的另一个重要体制原因是，博士后的培养周期与科研周期不匹配。“国家社科基金的项目一般是3年的周期，尽管一些博士后有很好的想法，可是到了专家组，由于考虑到其培养周期只有2年，最终没有通过。”

此外，一些管理上的规定也成为博士后培养的桎梏。孙世刚举例，本校的博士毕业生不能直接进入所在单位的同一个一级学科做博士后，导致特别优秀的博士生无法留下来，如果科研周期较长，即使有好的课题思路也常常继续不下去。

对此，太原理工大学校长张文栋有着同样的感受。

“博士后在站时间应有一定的灵活性，根据项目进展情况进行延长或缩短，以确保他们能够较为深入地参与科研项目。”张文栋建议。

孙世刚表示，交叉培养对于综合性大学较好处理，为了继续本学科研究，博士后往往会在其他学科的导师下挂名，仍然跟原导师进行研究；但对于某些一个方向只有单一学科的大学，处理起来较为棘手。“不应该强制博士后换方向、换学科，而是要尊重他们的研究兴趣，依据科研任务进行选择。”

流动站不够流动

学术交流与国际合作是活跃学术氛围的有效方法之一。在此方面，国外同行做出了很多工作。

仅以欧盟为例，1996年，欧盟就设立了居里夫人奖学金，每年资助约3000名博士后，去母国以外的欧盟国家的科研机构学习；2007年，欧盟再次投入近50亿欧元，推出玛丽·居里夫人行动计划，其中包括提供5年经费帮助其他国籍博士在欧洲创建自己的研究团队。

然而相比之下，中国特色下的博士后制度正遭遇着博士后国际交流不够广泛、留学回国和外籍类型的博士后偏少的尴尬。

张文栋表示，我国博士后国际化程度偏低缘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研究环境和研究条件仍然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资助力度比较低，导致对优秀的国际青年人才吸引不足。

可事实上，博士后的国际化程度对其培养意味深长。邱勇一针见血地指出，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博士后将成为各国占领世界制高点的重要人才资源。“这样解释，如果在中国培养一个外籍学生，他可能一生都会对中国充满感情。”孙世刚说，“博士后是高端人才，许多外籍博士后回国后身居要职，将对中国的发展起到战略性的影响。”

“我国的博士后制度能不能设立一个像洪堡、富布莱特这样的计划，引进一些国外高端人才来中国学习一段时间？”孙世刚说。他曾带过一名英国博士后，学生归国后在国际性的杂志上发表对中国的看法。

张文栋建议，有关部门可以选择一些优势单位进行重点支持，进一步改善我国博士后流动站的科研和工作条件，提高科研支持力度和生活待遇，适当增加博士后研究人员的选题自由度等，以此吸引国际化人才。

囊中羞涩致动力缺乏

为什么我国高校博士后流动站难以吸引优秀的博士生？更多的人把矛头指向了经费与待遇问题。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博士后培养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拨款和合作导师经费，特别是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的支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分5万元、8万元两档，最高的特别资助也只有15万元。“目前的经费对于培养博士后仍显不足。个别单位博士后人员对经费支配权还受到各方面的限制，很难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开展深入研究。”张文栋说。

有专家表示，国内博士后的工资还不如普通本科生，出国做博士后薪水却能养活一家人，这成了当下我国博士后待遇的写照。“当初诱人的博士后待遇——两房一厅，解决配偶的工作调动，并没有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涨船高’，高校甚至取消了解决配偶工作的优待。”

对此，也有人坦言，如何为博士后安心科研提供稳定的物质与精神的制度保障，已经成为摆在国家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经费来源多元化是博士后培养制度改革的必经之路。”孙世刚说。在这个问题上，早在2年前，南京大学博士后培养经费已改变为国家、地方政府、学校、博士后合作导师及委托单位共同承担。

张文栋建议，博士后在出站时，站内能够对其科研成绩和水平等进行科学有效的评价，接收单位可参照此评价给予其适当的职称或职位。对此，清华已先行一步，从2008年起，清华为在站的二期（站）博士后进行副高职称评审，得到博士后们的一致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