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青年教师实际成为一线工作的主力，但所得无法与资历、职称、行政职务高者相比。科研、教学和经济压力被他们视为「三座大山」。CFP 供图
彭锋（化名）今年 33 岁，国内名牌大学文科博士毕业，目前在北京某重点高校任讲师。他每周教 8 个课时，与名教授一起承担了两项科研课题，没有行政职务。
彭锋很忙，他计划 3 年内发表 6 篇 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拿到副教授职称。为此，他把大半的时间分给了科研，其中不少又「耗在写标书、跑关系、找发票报销上」。
彭锋已婚，他每年贡献给家庭的工资大约 4 万元，另有两万元的工资外收入是课题经费「贴补」的。尽管高校教师这份工作稳定且「听起来很好」，但彭锋在从政或经商的朋友面前没多少自信。彭锋被大家称作知识分子，但他和同事们有时自嘲为「知识工人」，或「工蜂」族——光鲜外表下「鸭梨山大」（即压力很大——记者注），是单位的业务主力但收获有限，多数忙碌于金字塔底端，仅少数人能拼到上层，才「有资本做真正感兴趣的事」。
这是廉思研究团队为「70 后」、「80 后」高校教师画的一张像。
统计显示，我国高校 40 岁以下青年教师人数目前已超过 86 万，占全国高校专职教师总数的 63.3%。由廉思领衔的 30 人研究团队历时一年有余，在北京、上海、武汉、西安、广州 5 个城市，对供职于包括 985、211、普通高校、大专院校和成人/民办高校在内高校的 5138 名青年教师，进行了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抽样问卷调查，结合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讨论和参与式观察等调查方法，完成了《工蜂——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
72.3% 感到「压力大」
科研任务重是最大压力源
彭锋每天都觉得自己「在跟时间赛跑」。
他工作日的时间表通常是：上午读书、查资料，带几个学生做调研，撰写由老教授或系主任「挂帅」的课题报告；下午到学校教两个半小时的课，再找财务「弄 1 个小时的报销」。双休日里，除了外出参加学术会议外，他给自己定了个「文献翻译计划」，为争取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搜集素材。
调查报告显示，作为近九成拥有博士学位的高知群体，高校「工蜂」族也是高压人群。72.3% 的受访者直言「压力大」，其中更有 36.3% 的人认为「压力非常大」。
压力主要来自 3 个方面——科研任务重、教学任务多和经济收入少。「科研任务是最大压力源。」廉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绝大多数高校把职称和职务晋升与发表论文数、出版专著数、申请课题数等『量化指标』直接挂钩，78.1% 的『工蜂』认为，自己从事科研的时间『不够用』，甚至『很不够用』。」
「非升即走」的潜规则更加剧了彭锋的紧迫感。「很多人把大学老师工作视作『铁饭碗』，但对很多年轻老师来说，一个潜规则是：5 年内不能从讲师升到副教授，你在这个学校的教书生涯就基本结束了。」
升副教授的依据当然是指标完成情况。但报告显示，高校「工蜂」族完成指标的状况并不乐观。
近 3 年来，20.5% 的文科「工蜂」没有在 CSSCI 上发表过论文，92.5% 的理科「工蜂」没有在 SCI（科学引文索引）上发表过论文，85.5% 的工科「工蜂」没有在 EI（工程引文索引）上发表过论文。没有独立著作的「工蜂」占 83.2%。
彭锋工作快 5 年了，身边近 2/3 的同龄教师是讲师职称，只有约 1/4 是副教授职称，「40 岁以下的教授几乎看不到」。
「时代习惯了『赢者通吃』，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少。」彭锋坦言，职称低让「工蜂」们感到掣肘颇多，「副教授不能担纲重大课题，即使他是实际研究的主力。科研经费和学术资源也都向学界『精英』和『大腕』靠拢。」报告也显示，80.6% 的「工蜂」没有主持过国家级课题项目，六成「工蜂」一年的科研项目经费不足 5 万元，61.6% 的人没有拿到过学校的研究资助。
彭锋有自己的研究兴趣，但他目前的研究和生活都围绕着「马上升副教授，40 岁以前升教授」进行。为了成为「蜂巢」上层的「赢者」，他必须早出活、快出活、多出活，有时也不得不搞关系，甚至花钱买版面。
「调查显示，没有『工蜂』认为影响论文发表的因素仅仅是质量，有超过 2/3 的人认为，人际关系与职称会对论文发表产生重要影响。」廉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当这些与你的身份、收入、尊严全部连在一起时，不少年轻的『工蜂』只能低下高贵的头颅，在学科专业标准的规训下，生产高度专业化的知识产品，以步步追逐那个唯一的成功标准——拥有更高的文化资本和成为专业权威。」
近七成每月难有结余
14.2% 主要靠兼职养家
「『大学老师』的名头提起来能赢得同辈尊敬，但说起经济收入，囊中羞涩的时候多。」彭锋说。调查报告佐证了这一点。
「调查显示，仅有 13.4% 的受访者是由于『收入高』而选择当老师的，64.6% 的『工蜂』认为『稳定性高』是当前工作最有吸引力的地方，62.1% 则是由于『名声好』。」廉思分析，虽然拥有较多的无形资本，但「工蜂」族的整体收入偏低，平均一年不足 5 万元，只有 10% 的「工蜂」能突破 7 万元。
2006 年，北大教授阿忆曾在博客上「晒收入」，提到工资收入不足以支撑日常开支。工作的第 3 年，彭锋也曾对比过「智力密集型行业」的工资单。他发现，金融业 2010 年的年人均工资是 8 万多元，计算机和软件业近 7 万元。「我们排在第三位，5.7 万元。但除去名教授、学科带头人的收入，很多青年老师达不到这个水平。」
彭锋不是没有「外块」。但调查显示，七成「工蜂」的收入来源主要还是工资，五成人的年均「工资外收入」不足两万元。
报告指出：「相比一些行业收入水平近年来的迅速提高，高校教师的相对经济地位近年来不升反降。因此，适当提高高校青年教师待遇，为其建立基本生活保障体系是一项紧迫工作。」
「高校『工蜂』族刚入职不久，工资和职称相对较低，申请课题经费难度较大，而结婚、买房、买车、子女升学、赡养老人等经济压力又集中涌现，以致不少人不得不从事各种兼职，以代课、培训、承揽项目等『贴补家用』，甚至有 14.2% 受访者以兼职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廉思进一步向记者分析。
由于有房贷压力，彭锋和妻子的收入每月加起来刚好「收支平衡」，有时略亮「红灯」。
而调查报告显示，彭锋的情况不在少数，每月能有经济结余的「工蜂」只占 31.3%，23.7% 的人收不抵支，11.8% 的「工蜂」在工作的前几年内，经济上主要靠父母和配偶支持。
「缺乏一份体面的收入，知识分子只能『为稻粱谋』。」彭锋坦言，由于其兼职承接的课题研究耗时不少，尽管家里有 600 本藏书，他近一年除专业书外，已很少有时间「精致地阅读」。部分「工蜂」族在调查中坦言「兼职影响了备课」，为贴补收入，对各种课题经费也「节衣缩食」，「该用的不舍得用，应该开的会不舍得开」。
「在一次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的对话中，他针对『工蜂』族表示，大学里做学问非要有『闲暇』不可，古人说『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廉思告诉记者，「但当不少教书育人者必须为世俗劳碌时，我们担心青年知识分子正由『精神贵族』沦为『知识工人』，并把这种焦虑传给下一代。」
84.5% 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下层
无论从哪方面硬件条件来看，「工蜂」族都不算「屌丝」：高学历，工作稳定，83.7% 受访者拥有本地城镇户口，八成有住房公积金，五成以上有医疗和养老保险。加上社会名望，高校「工蜂」族应属「凭借学历资本而上升」的中产阶级。但调查报告显示，这个人群的自我认知却在「下行」。
对于「如何认知自身社会地位」，5138 位受访高校青年教师中，84.5% 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及中层以下，其中，36% 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13.7% 认为自己处于「底层」，仅有 14.1% 认为自己处于「中上层」，0.8% 认为自己处于「上层」，另有 0.6% 的受访者未回答此问题。
报告分析指出：「整个社会的价值系统变了，权力和金钱取代知识与道德成为评价核心指标，这是令高校『工蜂』族感到压抑的重要背景。知识分子的整体地位下降，『工蜂』族地位更加被边缘化。」
北京师范大学某房地产领域教授日前宣称，若学生在 40 岁时还没赚到 4000 万元就别来见他。在廉思看来，此番言论中知识与金钱孰轻孰重的纠葛，正是上述变化的一个典型概括。
高校内部的资源配置不均，论资排辈现象严重，「官本位色彩浓」，有时也令彭锋产生「失落感」。
报告显示，过半数（54.0%）受访「工蜂」有类似感受。「不同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脱颖而出』的概率不一样。目前，整个社会的学术、思想、文化等处于『平台期』——大致路径及规模已经形成——年轻人的出头比『变革期』要困难很多。」陈平原教授对廉思研究团队这样分析「工蜂」族的上升不易。
报告还显示，「下行感」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的角色定位和社会责任感。
调查发现，在部分考虑过转行的「工蜂」中，22.8% 的理想是公务员，想从事企业管理或金融行从的也分别有两成左右。
此外，在判断自己是否优秀的标准上，有 45.6% 的受访「工蜂」认为同行认可是首要标准，其次是获得政府认可，仅有 23.4% 的人把「获得社会认可」作为评判标准，这也令研究者感到担忧。「由于关乎基本利益的评审与晋升均由『同行』或『政府有关部门』决定，因此『工蜂』族在思考问题时，会更多选择站在学术立场和政府立场，很难做到『为大众思考』了。」廉思在报告中写道。
彭锋至今记得，在自己读书时，他的老师曾告诉他：「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要能为国家担纲，也为后辈的成长赢得时间、空间和方向感。」但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现在在校园里，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行色匆匆，像「工蜂」一样，为找一份好工作，有一个好家庭，过自己的好日子而奔忙。
「当知识分子的眼界、旨趣和情怀，都缩到与时代精神没有关系时，时代精神在哪里安放？」这是彭锋忙碌之余，经常涌上心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