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期的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发表了一篇挺有意思的文章，题目是“学术界沉迷于数量”。法国生态学家Joern Fischer及其同事在文章中提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到处都是排名的年代，大学得排名，期刊得排名，研究人员也得排名。在这样的年代里头，研究者的价值被发表论文的数量、引用次数、经费数额来衡量。”他们提到，现在的学术界正被一个简单的规则所调控：“越多越好（more is better）”。
奖励多产的科学家从表面上看没什么问题，数量指标也曾被用作评价研究者绩效的主要手段，但只基于数量评价的方式已经走到头了（虽然在很多国家和单位依然使用）。主要的原因是：一旦科学家开始不停的迎合某种评价方式，那么这种方式实际上就开始失去了它一开始的意义。比如，以前如果科学家一年发表10篇文章被认为高产，而现在的情况是一些大实验室一年可以发表30篇甚至40篇文章。这在大实验室和广泛合作的团队中才能实现，并且要基于大量的经费支持。现实中的一个循环是：高产的实验室往往更容易获得经费从而使实验室发展的更大从而获得更多的经费。但实际上，从效率比或投入产出比来看，并不意味着大实验室就能做更好的科学。另外，在数量评价的驱动下，（在生态和进化领域）现在的研究文章越来越短、综述文章越来越成为文献堆砌而缺少有质量的新观点、更多人喜欢发基于计算机模型的研究而非野外研究、越来越少期刊会发表有争议的观点。
虽然有的科学家或者研究团队即高产又富有质量，但学术界的总体情况是，大家越来越忙着发更多的文章、争取更多的经费、以及每天发更多的email。这种模式严重影响了产生真正智慧并促进科学发展的两个先决条件：创造性和思考。这两者都需要一个宽松、合作的环境，而不是很大压力下的环境。回想科学发展史，很多划时代的文章往往都充满了智慧的思考，是推测性的。现在，这样的文章还能发表吗？并且有多少人能静下心来读这样的文章？
数量驱动的科研模式也严重影响了人与人交往的质量，比如，很多导师太忙而无法给学生足够的指导，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工作更长的时间（被很多人看作成功的必要条件）。但实际上，难道洞察力、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是更容易在生活和工作达到平衡的状态下产生吗？（提倡延长工作时间的做法，其实妨碍了一个真正健康的人的发展。我觉得应该做一个调查研究：科学家的科研成果和家庭幸福感的关系。）
科研评价有关的话题永远是大家普遍关注的，很快有三个巴西的生态学家回应了Fischer等人的文章。Loyola等人认为讨论科研评价，也要考虑到不同地域的科学发展阶段。对于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现阶段数量评价对于科学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比如，巴西的两大资助结构CAPES和CNPq都基于期刊的JCR分区（A1，A2，B1-B5，C）来评价科学家，计算科学家在不同分区的文章数量。正是在这种模式的驱动下，巴西的生态学家越来越能够在高等级的期刊上发表更多的文章。所以他们认为与科学发展更发达的国家如德国和美国相比，数量评价（或者说兼顾数量和质量）模式在巴西是走向质量评价的一个必经阶段。（其实巴西和中国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性。并且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也有不同的科研考核机制，比如北京、上海等科研水平较高的地区可能更看重质量考核，而地方性大学则更多地采用数量考核及更加平均的机制。）
针对科研评价的现状，为了促进基于质量的考核以及营造利于创造性和思考产生的环境，Fischer提出了包括自上而下（政策机构、资助结构、研究机构）及自下而上（科学家个体）的措施。见下图。这些建议可以说是一个措施的集合，其中很多大家或许都已有讨论或者实施，但也有挺多没能好好去做。比如，你在尝试控制自己的研究组不要过大吗？你在合理使用经费吗？你兼顾了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吗？
Cited from Fischer J. et al. (2012)
相关文章：
Fischer, J. et al. (2012) Academia’s obsession with quantity. Trends Ecol. Evol. 27, 473-474.
Loyola, R.D. et al. (2012) Obsession with quantity: a view from the south. Trends Ecol. Evol. http://dx.doi.org/10.1016/j.tree.2012.07.016
Fischer, J. et al. (2012) An academia beyond quantity: a reply to Loyola et al. and Halme et al. Trends Ecol. Evol. http://dx.doi.org/10.1016/j.tree.2012.08.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