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美国一些最具有竞争力的学校陆续发现大规模抄袭现象。这些学校包括曼哈顿的史岱文森高中(Stuyvesant High School)、美国空军学院(Air Force Academy)，最近的例子则是哈佛大学(Harvard)。
对学生行为和态度的研究表明，有大量学生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学术道德标准，优等生违规逾矩的可能性和其他学生并没有差别。此外，有证据表明作弊问题在过去几十年来愈演愈烈。
专家说原因很简单：作弊越来越容易，人们对作弊越来越包容，而且学校和父母都没有反复向学生着重强调，什么行为可以允许，什么行为应该禁止。
“我觉得学生面临的竞争、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因此他们往往会给自己和其他同学找来更多借口，而且他们周围的成年人也支持这种做法，”罗格斯大学商学院(Rutgers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教授、学生作弊问题研究的先行者唐纳德·L·麦卡贝(Donald L. McCabe)如是说。
“总有一些成绩不好的学生通过作弊来蒙混过关，”他说：“但是，有越来越多的尖子生在通过作弊来取得优异成绩。”
互联网的应用使作弊益发简便，网络能够马上让学生找得答案，联系朋友商量，或者找到别人的成果剽窃。几代人的研究表明，不道德行为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实现它的难易程度。
迪犹肯大学(Duquesne University)的杰弗里·A·罗伯茨(Jeffrey A. Roberts)和大卫·M·瓦西莱斯基(David M. Wasieleski)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大学生在完成作业时允许使用的在线工具越多，抄袭别人成果的可能性就越大。
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心态，在一个即时下载、搜索、复制和粘贴的世界里，人们放宽了对所有权和著作权的理解。学生的小组作业被摆在了一个越来越高的位置上，这可能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学生不明白什么构成了剽窃和抄袭，这真是让人震惊，”管理学副教授瓦西莱斯基先生说。
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教授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说，在过去20多年里，他一直研究职业和学术道德，“道德的影响力在滑坡，”部分原因在于现在人们崇尚成功不论手段的文化。
他说自己发现名校学生存在着这样的心态：“我们想要功成名就，周围的人都在投机取巧，如果输给他们我们就玩完了。等到成功的那一天，我们就是楷模。但是在那之前，先得把考试这关过了。”
许多项目和研究表明，经常向学生和老师强化学术道德标准，会减少作弊现象。但是，专家称大多数的学校都没有做到。
“教育机构在诸多方面都做得很不到位，它们没有明确设定作弊的界限、并保持规定的连续性，没有教育学生了解这些界限并予以实施，也没有给老师们一个明确的指引来贯彻落实，”布莱恩特大学(Bryant University)学术卓越中心(Academic Center for Excellence)主任劳丽·L·哈扎德(Laurie L. Hazard)说。高校通常会开展项目帮助高中生顺利过渡为大学生，新生可以提出从学校伙食到交朋友的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是“几乎没人花时间来谈作弊的问题，”她说。
2010年《耶鲁每日新闻》(The Yale Daily)对耶鲁本科生做的一次调查表明，大多数学生从来没有读过学校关于学术诚信的政策，也没有确切了解一些相关规定，比如是否能共享资料或者将自己的作业改一改继续用。
约瑟夫森伦理研究所(Josephson Institute of Ethics) 是一家在德育上给学校提供建议的机构，该研究所在对高中生的一次调查中发现，五分之三的学生承认他们在前一年抄袭过——但有五分之四的学生说自己的道德水准在平均水平之上。
只有极少数学校“给予学术或者其他诚信合理的重视，大学在这方面比高中还漠不关心，”伦理研究所所长迈克尔·约瑟夫森(Michael Josephson)说。
“当你允许孩子们把考卷带回家并告诉他们不要讨论时，或者让他们拿着智能手机去考试时，那就是引诱他们作弊，”他说。
哈佛大学今年八月底公布的作弊事件涉及到279名在家完成某门课程期末考试的本科生。学校还没有就如何处理学生召开听证会，事件可能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解决。
学校官员说收上来的考卷答案雷同，这意味着将近一半的学生违反了禁止抄袭和在考试中合作的规定；一些被指控的学生说自己是无辜的，或者是处于灰色地带。
麦卡贝在美国全国范围内的调查发现，大多数的大学生都认为，就算跟他人合作是被明令禁止的行为，但这种事情只能算成是小小的违规，或者根本不违规。对于将别人的文章改了些字句就挪为己用，或者抄袭但没有注明出处的情况，将近半数的人持同样观点。而参加调查的大部分高中老师和大学教授在发现问题时并没有追究。
专家称导致作弊问题滋生的原因，除了学生、学校和高科技以外，家长也难辞其咎。他们援引调查报告、个人观察，以及像《自我为中心的一代》(Generation Me)的作者吉恩·M·特温吉(Jean M. Twenge)这类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指出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家庭教育从强调服从、荣誉和尊重权威变成提倡孩子快乐，同时鼓动他们立志获得物质上的成功。
“我们现在的文化是，很难接受自己的孩子犯错和失败，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往往会怪罪他人，”《创建有道德的学院》(Creating the Ethical Academy)一书的作者特里西娅·伯特仑·加兰特(Tricia Bertram Gallant)说。她也是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学术道德办公室主任。“三四十年前，父母会冲到学校，揪着孩子耳朵，大声训斥着把他拖回家。”
教育工作者讲了一些学生的故事，他们在成长中不仅把父母高度参与帮忙做作业当成理所当然，而且把这种“帮助”会扭曲帮助的本义也当成理所当然。
加兰特回忆说，她曾经给一个学生做诚信辅导，那名学生在交研究报告之前会发给她妈妈检查——而且觉得这种做法完全没错。结果老师发现，她的一份报告经过了她妈妈大量的重写——而且重写的这部分存在大量抄袭。
“我问，‘从这件事中，你得到了什么样的教训？’”加兰特说：“她非常严肃地回答说，‘以后要检查我妈妈修改的那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