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报：社会需要怎样的科学家

选择工作，选择方向，选择项目，选择经费，选择SCI，选择职称，选择各种评奖，选择功成名就……

在日复一日的繁重工作中，科学家已经疲于奔命；但作为社会中的精英，为何公众对他们总是不满意？社会究竟需要怎样的科学家？

莫将科学家引向名利场

“把学校分成重点和非重点，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从幼儿园就开始了。”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王海波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现在这种过分强调竞争、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风气也刮到了科技界。

王海波认为，诸如国家科技奖励等奖项，将科技成果分成了一、二、三等，其实并不科学。“科学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有的科技创新都是重要的，然而人为地突出重点之后，就会加重这种高低贵贱的思想，也给了科学家很不好的暗示。”

在当前量化打分、崇尚竞争的评价导向下，手中科研经费的多寡、SCI论文的数量等成了认定科学家贡献的“硬指标”，这些指标直接与头衔、职称、待遇挂钩，而功名的高低又意味着能否获得更多资源。“科学家渐渐发现，如果不去追逐名利，就会被边缘化。”

“在这样的风气下，大家都去做立竿见影的事，谁还会把科学普及当做分内工作？谁还愿意花力气推动产业发展？更有人为了‘回避’失败，不惜在学术上造假，打破了道德底线，贻误了整个事业。”王海波说，“高低贵贱的思想不破除，自欺欺人的评价机制不改，虽然有人得到了暂时的名利，但其实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科学家下海？这个可以有！

1月31日，南京市出台了九条鼓励和支持科技创业的新政，一时间引发热议。

科技人员离岗创业，3年内保留其原有身份和职称；允许科技人员在完成本单位工作前提下在职创业，其收入归个人所有；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以科技成果作价入股的企业实施企业股权激励及分红激励试点；鼓励全日制在校学生休学创业，创业时间计入学分……

“‘南京九条’冲破了许多阻力，着力解决当前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困难，更希望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氛围，引导科技工作者转变思想。”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缪昌文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在今年的两会上，缪昌文也特别将这个问题写成议案，提交给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有相当比例的教授既是学者，也是出色的企业家；今年获得中科院国际科技合作奖的丹麦纳米学家弗莱明·贝森巴赫，同时还是丹麦皇家嘉士伯基金会董事长。但这样的事放在中国，却总显得有些别扭。

“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是科研人员的重要责任，但在中国，搞发明的都是中小企业，科研人员积极性不高。”缪昌文说，“一方面是科研人员缺乏相应意识；另一方面，高校和科研单位一味追求论文，忽视了成果转化的工作。”

因此，缪昌文建议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时，要引导科技人员从实验室里走向社会，营造“创新+创业”共存的科技环境。“当然，政府也一定要对科技创业者进行支持，替他们分担部分风险。”

放权给科研单位

生态学家赵士洞是个大忙人，尽管已年过古稀，每天还是闲不住。他在中科院碳专项监理组任职，给期刊审稿，还参加了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

有时实在没事做了，他还会主动“要”活干。“能把自己积累了一辈子的知识回馈给社会，我觉得很开心。”赵士洞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其实，中科院有不少像我一样的人，但是应该有相应的机制，把我们组织起来，发挥余热。”

然而，在当前的科研管理模式下，这样细微的愿望很难被听到。

在王海波工作的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科研人员花了30年时间攻克了棉花黄萎病的难题，用了23年时间发现了棉铃虫的天敌——中红侧沟茧蜂。“这些项目都没有花多少钱，但却解决了实际问题。可如果当年我们没有顶住压力，这些项目恐怕根本‘活’不到今天。”

但更多的项目没这么幸运。在政府主导的管理体制下，个别善于“搞关系”的人长期占据大量科研资源，不善辞令的科学家则被排斥。最坏的情况是，“专家变成了看领导眼色说话的‘砖家’，而本应瞄准国家发展需求，致力于解决科学问题的科研单位，也慢慢沦为专门帮助‘红人’拿钱的机构”。

“制定战略性、方向性政策是政府的长处，但政府部门对科学家的特长和意愿并不了解。”王海波最后说，“应该减少政府的直接管理，把权力放给科研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