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美国制药公司曾作过一项研究：他们将迄今为止肿瘤研究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53篇论文进行重复试验，结果仅有6篇论文的实验结果得以验证。德国制药企业拜耳公司近期也作了类似研究，发现受人瞩目的科学论文中只有1/4可重复实现。
这些案例不禁让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感到非常震惊。在他看来，科学道德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共性问题。“科技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社会环境也势必反过来对科学产生很大影响。没有精神文化上的提升，难以解决所有的科学道德问题。”
论文抄袭、研究数据作假、为评职称拔高成就、申报项目时“打包组合”……这些让科学界与教育界深恶痛绝的“顽疾”，仍然危害着我国学术界的健康。
“科学道德滑坡现象既有树木的问题又有森林的问题。”在第十四届中国科协年会科学道德建设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直言，不但每个科研人员要严于律己，社会大环境的扭转也必不可少。
正如多位专家所言：“教育是科学道德建设的根基，好的社会氛围则是规范科学道德的最好良药。”
科学道德缺失成“顽疾”
中科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校长胡海岩认为，我国现在科学道德的形势很严峻，急功近利的态势在科技界与教育界“一直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北理工每逢新生开学典礼必谈学风建设和科学道德，但反面的案例仍然不断发生。“毫无学术规范的各类‘增刊’、‘文集’、‘编著’在诱惑我们的学生。”胡海岩说。
杜祥琬举了一个发生在高校的例子。一名50多岁的中年教师对一位70多岁的老教授说：有一名青年教师要升副教授，需要SCI论文，我们可以发一篇把他名字署上。老教授断然拒绝，而中年教授却说：现在都这样！
“树木本身应增强抗病虫害能力，但不同的森林环境对树木生长具有宏观的、批量的、长远的影响。”杜祥琬认为，处在社会转型阶段的中国普遍存在信仰缺失、诚信缺失、体制有弊端等大环境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教育界、科技界有深刻而普遍的反映。
2010年，一位芬兰学者向胡海岩邮件投诉北理工的两名博士生在论文中抄袭其研究成果。胡海岩立刻进行调查，在确定抄袭事实成立后，对两名学生作出严厉处分，并对导师的监管不力通报批评。处理结果得到芬兰学者的认可，在学生中也引起了很大反响。
“我们与西方国家相比，在科学道德建设方面有更加重的任务，因为现代科学在我们国家发展比较晚，科学的根基还不牢，我们的社会秩序还不那么好。”韩启德表示，科学道德建设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教育是根基
“科学道德建设这棵大树要以教育为根基，以自律为核心，并且还要加上制度、监督、法制、文化。”杜祥琬指着自己制作的图片说，科学道德建设须着眼建设健康的大环境，建设崇尚学术的价值观和精神文化。
在杜祥琬看来，科学道德建设的教育不只是一门课、一本教材，而是一项能从根本上办好中国的教育的事业。“学校应该是获取知识的平台，更应是提升思想境界、培养人文精神的摇篮，是崇尚真理的圣殿。”
美国高校为了端正研究者的学术行为，为青年研究者与学生制定了专门的科研规范课程。日本理化研究所则建立了审计与合规办公室，对疑似学术不端的行为快速作出反应，请外部的专家对员工进行强制性的定期学术规范教育。
“科学研究过去是科学家的爱好，而现在变成了谋生的手段、谋取功利的手段，容易滋生学术不端行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付向东认为，学生往往会在导师的影响下形成科研习惯，“不能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科学家也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他们对营造好的科研环境负有巨大的责任”。
学术评价标准亟待改革
论坛上，我国的学术评价体系再次成为专家们讨论的重点。胡海岩认为，学术评价已成为影响学风建设的主要因素之一。
“对研究的评价一定要用它的价值来衡量，而不是用数量来衡量。”杜祥琬在谈到造成我国很多学术不端行为的原因时分析，不完善的学术评价标准，驱使我国的科研从业者为了在时间紧张的情况下完成任务，从事凑篇幅、凑篇数，甚至抄袭、伪造数据的不端行为。
诚如杜祥琬所言，科学研究的价值往往在若干年后方能显现出来，尤其是基础研究。
杜祥琬建议，不同性质的研究应该采用不同的标准体系。“非常基础的研究可以用SCI来评价，但应用性很强的技术，建设一座大桥、一个大坝，不可能去发表SCI论文，应用就是它的价值所在。”
他认为，学术评价标准不能驱动人、诱惑人去犯规。“袁隆平院士有几篇SCI论文？但他的贡献是很大的。爱因斯坦发表过几篇论文呢？有的人有一两百篇的论文，很多都是没有什么实际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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