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饶毅教授的《24小时时限对不起很多研究员 应该亡羊补牢》一文,文中提到年度经费据说5000万的专项评审要经过首席科学家、科技骨干、管理人员等近两年十几次会议的讨论这样的内容。 读后我感到很吃惊。 使我吃惊的地方是一个年度经费只有五千万人民币的国家研究项目, 竟然要首席科学家, 科技骨干,管理人员等近两年十几次会议的讨论。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了, 这样的科研立项和审批效率如何在国际上展开有力的竞争?
2004年的下半年, 我现在的老板Mark与公司讨论建立一个研究站, 这个研究站的年度经费是公司年度毛产值的10%左右。 这个公司当时的年度毛产值是五亿美元左右, 那么,这个研究站的年度研究经费就是五千万美元左右。 老板和公司最多也只有三次的讨论, 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获得了同意并立即执行这项计划。
2005年, 这个研究站从规划立项进入正式的实施阶段, 在Mark 的建议下, 我从先正达(Syngenta)来到了利普曼(Lipman Produce,那时的名字是Six L’s)产品公司, 与Mark 一起共建一个崭新的研究站。
这个研究站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实验室和其中的一些重要设备, 而这个部分正是我的责任范围。从实验室的设置和仪器设备的购置, 公司派来了首席经济主管(公司的第二号人物),公司采购部主任, 和科研部主任Mark, 与我一起讨论有关经费需求。我们只用了三个小时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而且我们的讨论是在一个可以移动的简易房子里进行的。
这个项目从2004年年底开始立项审批论证, 到2005年三月正式通过, 从2005年四月开始, 进入实施阶段,是从一片草地上开始的。 我是2005年四月一号报到的。上任后的一个任务就是实验室的科研经费预算。 经过两个月的时间, 到6月份完成,三个小时就获得通过。从六月份开始建造实验室主体工程, 到2006年10份正式完工,那时候我的第一批实验已经获得结果。 因而,这个年度经费五千万美元的项目从开始立项到第一批试验的完成, 用了几乎不到两年的时间。
对于我来说, 一个重要的科研项目固然需要严肃认真的规划论证, 但是动用许多科学家, 花费很长时间讨论来讨论去, 那是一种不明智的举措, 说得难听一点, 是对国家和人民不负责任的行为。 连老百姓都知道, 人多嘴杂,人多主意多。 这个特点用在其他方面是很好的, 可是科研是很专注的事, 人多反而不容易达成一致意见。 进一步来说, 一个科研项目的设想, 多数属于某个人的灵感, 他/她的思路最重要, 其他人只要提供一些具体的帮助就行了, 哪用得着这么多讨论。
所以,假如不是我的理解错误, 我认为花两年时间, 动用许多科学家讨论一个科研立项,这样的工作效率无论如何也无法在国际上进行对等的竞争。
鉴于此, 我深刻感到中国科研的低效率, 不是中国科学家的能力所致, 也不是中国科学家的态度所致, 更不是中国科学家的意愿, 而是体制上的因素。 好像行政干预太多太强。 这种行政程序大大地阻碍了许多优秀科学家才能的发挥,使他们的时间和精力不能充分地利用和展示开来。 为此, 我深深地为广大奋战在中国科技第一线的科研人员感到委屈。
如果我理解错了原文内容, 敬请原谅我的无知。还有, 这仅是一个个例, 不可能代表整个中国和美国的情况, 希望大家理解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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