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陆骏中举看为什么海归造假盛行

在读研究生时，一位美国教授对中国的科举制度情有独钟，在他眼中，美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愚蠢的政治家。中国人，他说，实行科举数千年，他们的政府官员是经过检验的（Tested）。

科举（也就是考试）的最大好处就是给予个人以能力的认证。当一个人应聘时，如果每一个雇主都需要对这个人进行详细的能力评估，那么整个社会的运作成本就极高，因为他每到一处应聘，就会产生这样的评估需求。科举制度就是一个社会需求的整合，社会对一个人进行一次性地评估，然后可以多次使用——这就是我们文凭学位的价值。科举的概念加以扩充，同样地包括我们发表的论文，一家杂志针对我们的论文的学术贡献与价值进行评估后，整个社会都因之受益，可以重复使用。

西方社会采用考试科举制度之后，从未把考试制度当作唯一的认证标准，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考试并不能完全地衡量个人能力，在一次考试过程中，有众多的因素影响考生的考试成绩，比如考生的健康状况、情绪、表达能力、以及考题的随机性，从科学角度来说，考生的知识水平与能力跟考试分数的相关性并非那么紧密。因此，考试仅仅构成学术评估的手段之一。

当中国废除科举之后，也就废除了考试，读李宗吾的厚黑学，最开眼的就是了解了中国国粹被废之后，教授们还需要从西方引入考试，为此，当了教授的李宗吾还得挨学生的揍。一旦考试重新获得科举地位之后，中国人又回到了从前，变成了考试狂与科举奴隶。中国的教育体系重新把全部价值赋予考试时，中国又进入了学术评估的错位误区。

如果你认为中国只在清朝以先才有科举，你就错了。如果你认为科举习气只存在于教育系统之中，你仍然错了。现代的中国仍然执行的是明清时代的科举制度，中国文化中流行的仍然是科举时代的愚民精神，只不过八股文换成了数理化。

在科举体制中，成为童生、秀才、举人、进士就意味着不同的学术级别，不但是能力评估的标准，更是社会待遇的起点。在科举制度之下，中了举人就有相应的福利，同样的，在中国，如果你是博士，那么工资是一个级别，如果是硕士，又是别一个级别，如果是学士，则又会差上不少。在这之上，进行学术评估，又依赖于SCI及影响因子。中国的科举制度泯灭人的个性，中国的学术评估则把人简化为数学符号。

两个博士能力可能完全不同，社会功用与需求完全不同，甲可以是美国知名大学授勋海归，乙可能是中国不知名大学土产，海归未必懂自己的专业，而土产也可能正在为中国科技做出独特贡献。但在愚蠢的科举体制之下，在崇洋媚外的制度中，海归就比土产博士更受重用，享受更高的待遇。在科举制度中，最基本的特色就是忽略人才的局部需求与评估，用全国性的抽象的统一的标准来衡量人才的价值。正是中国的科举精神催生了中国“博士后”这种让人笑掉牙的“学位”制度。

西方国家盛行博士后制度有两大推动力，一是在少部分专业的确有让博士毕业后再集中精力做学术，以获得独立研究技能的需要，但这个需求很多时候变成了国外学术机构获取廉价劳动力的借口，绝大部分博士后职位是西方学术机构获得廉价高值劳工，剥削不发达国家移民的一种现代雇佣方式。传统意义上的博士后是由出资机构向博士后提供资助，以便他们可以集中精力、在没有财务压力的状态下训练获取研究技能，但这种博士后早就变成了稀有动物了。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引入了博士后制度，东施效颦、邯郸学步，折射的是中国学术评价的错位乃至于缺失。

科举制度与精神的盛行，起源于针对人才的局部评价能力的缺失。回到隋唐时代，一个地方需要儒生做官治理一方，搞清楚这些成天“子乎也者”的文人究竟有什么能力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评估成本甚高，于是乎统治者创造了一劳永逸的科举制度。当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人才是国家发展的瓶颈，而中低层管理人员一般没有能力直接评估人才能力高下，于是乎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恢复了科举制度，人才的价值几乎完全是由统一的认证确定的，大学分三六九等，部级院校、省级院校、以及地方院校，其毕业生来源去向都随着级别流动，井然有序。

在特定时期，在局部管理者普遍低能的状态下，统一的科举认证有助于克服掌权者任人唯亲的倾向，提高人才选拔效率。然而，其缺点也十分明显，那就是行政体系的普遍愚民化，对科举与形式主义的依赖，最终导致了局部评估的缺位。

局部评估的缺位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是针对统一认证的重视，比如针对职位设计，在学位学历要求上缺乏弹性，尽管一个工作中学毕业就能胜任，小学毕业训练一下也能将就，但管理者会装模做样地要求大学毕业，往往还附带“名校”两个字，造就了学位的高消费与膨胀。

第二是对人才的评估需要借助于外部评估。中国在引进国外人才时，基本上不会根据自己局部的现实需要，而是依据国外人才在国外获得的地位（教授、副教授、助教授等）来决定是否引进，在决定引进之后，再在局部创造现实需要——当然，这种拍脑门创造的需要往往跟现实是会冲突的。

第三是针对在岗人才的业绩评定取决于外在指标。中国大学普遍针对发表文章SCI及影响因子来确定奖励计划就是这一倾向的折射。

局部评估的缺位造成严重后果，那就是人才失去公平竞争环境，人才相互竞争的不是能力，而是科举认证。第一个后果也是首要的后果就是行政评估体制的愚化，由于统一的认证或者外部的评估是现成的，很容易获得的，几乎不存在行政成本，所以中国的行政评估体制就不用额外花力气来评估人才，这么做的后果当然就是丧失评估的能力——如果起初有的话，或者无从培养评估能力——如果起初没有的话。这个后果造成恶性循环，愚化的体制要依赖于外部认证，而依赖性让愚蠢永固。

第二个后果是行政体制的僵化、官僚化。官僚化有两个体现，一是规定僵化，由于在缺乏局部评估体制下的制度过度依赖于外部认证，相应的规定就不允许在相关评估上有过多弹性。二是行政过程的官僚主义，在科举制度下，人才就没有个性，只有共性，一根萝卜随便哪个坑都能插，那么局部需求往往易于满足，所以中国的人事经理都是像皮图章或者木偶，他们注定是给人才设置障碍的，而不是服务者——久了，人事经理也就失去了职权，人事权往往集中到“领导”手中去了。

第三个后果就是造假盛行。在一个完美的体系中，如果我们能100%地准确评估人才，我们就不怕造假——因为要影响到评估结果，人才就必须提高自己的能力，如果能力提高了，就不是造假。越是实际能力与评估体系脱节的地方，潜在人才就越容易造假，当一个大学招聘人才就只需要几张证书时，造假者的成本就极为低下。同样地招聘教授，国外的学校又要面试，又要你讲学，还是派人阅读你的作品，也不是不能造假，但成本则高得多。

北京化工大学陆骏之所以能混入该校，实际上反应的就是中国科举制度的危害，当一个人的价值简化为数学符号时，也极大地增加了造假几率。在依据于外部评估的机制中，陆骏进入北京化工大学轻而易举，因为在外部评估机制非常地简单明确，你不需要理解陆骏这个人才的具体价值是什么，只需要借助于他的学位、国外教职、以及发表文章的影响因子就可以对他一目了然。在申请者中，绝大多数人是诚实的，无论是做木偶的人事经理，还是做评估的领导，都没有理由怀疑他的诚信，也就没有必要检查他的文章——因为在外部评估机制中是不必要的，那是杂志评审者与编辑的事。即使北京化工大学有具体规定，要人事经理与领导或者评审者看一看他的文章，在一段时间之后，大家也会习惯于忽略这个规定——忽略这个规定的代价也很小，因为超过99%的几率你会是对的。

科举制度不仅仅是让陆骏造假的成本很小，其风险也很小。在陆骏被爆光之后，***无非就是取消了他的资格——他本来就没有这个资格；北京化工大学将他解雇——他本来就没有资格进入化工大学任教。陆骏迄今为止承担了任何损失没有？绝对没有！我自认为品格比较高尚，但如果是陆骏，也会尝试到北京化工赌一把的，稳赚不赔，不造假的是傻瓜。

作为***的主管部门，就绝对不会想到针对北京化工大学进行惩处，因为在科举精神中，一切的责任都在敌人（陆骏）太狡猾，而不是评估程序有问题。如果一切责任在陆骏，***就不会想到要它的评审人员承担责任。如果有了正当的局部评估义务，那么北京化工大学也就有了责任，***会首先追究北京化工的欺君之罪，暂时或者永久地吊销北京化工大学参加***的资格算是轻的，重的则要诉诸法律，追回***在陆骏身上浪费的成本。

同样地，北京化工大学也会认为陆骏太可耻（随便怎么骂谴责都行，反正是死老虎了），而不会惩罚涉案责任人员——在科举制度下，他们的责任也并不重，学术以诚信为基础，不可能千日防贼，在超过99%的情况下都正确，你还真不易定他们什么责任，况且北京化工可能并没有专门派人检验陆骏的论文。没有人有这个义务，还当真不好追究具体哪一个的责任，除非涉案人中有领导看不惯的人。

在科举时代，如果一个秀才或者举人犯了事，当然包括考试作弊，最大的惩罚之一就是废除其秀才举人资格。对于习惯于享受人上人特权的士人来说，这种惩罚非常重，但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对于作弊者而言，他们本就没有资格享受这些特权，这根本就不算惩罚！在旧体制下，大学教师享受的是铁饭碗，开除公职是一种严历的惩罚，因为被惩罚者不再能享受类似的工作，要另找一个好的工作是不容易的，档案里把你的劣行都记着呢！作弊被取消举人资格，士人名声臭了，再无出头之日，也勉强算是惩罚。但对于现代的中国来说，显然，陆骏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说不定，再改个名字，到另一所化工大学当教授去了，因为在科举体制中，造假太容易了。

陆骏按照中国现有法律，已经属于诈骗犯罪了。在另外一个国家，他的命运就会截然不同。东京化工大学会在第一时间通告检察官与警察，他们会发起刑事调查，因为此类诈骗属于刑事犯罪。同时，东京化工大学会发起诉讼，不但要追回陆骏非法所得——他在东京化工大学所有的收入，包括福利，都不是他应得的，还要陆骏赔偿东京化工大学的损失——包括丧失招聘一位相应职位教授的机会损失，也包括东京化工大学的名誉损失。东京化工大学之所以如此卖力惩罚陆骏，因为他们在评估他并授予他职位时投入很大，涉案人员要承担相应责任，这个责任之一就是恢复学校的名誉，行政人员带着报复心态打击陆骏，从而杜绝他们将来再次成为受害者。

类似的案例发生在哈佛大学。由于哈佛大学认真评估，也有能力评估它的教授，陆骏显然不可能出现在哈佛的地盘上。出现在哈佛地盘上的是一名学生，他叫亚当*威勒（Adam B. Wheeler）。他进了一所在中国人中不怎么知名的大学（Bowdoin College），上了一年就因为剽窃被开除了。他摇身一变，成了麻省理工（MIT）的优秀人才，伪造了一切申请材料，骗过了哈佛大学，“转校”进入哈佛。在哈佛，他通过剽窃伪造手段获得了众多奖项。

因为在哈佛的欺诈获得成功，他再接再厉，申请了世界知名的罗德奖学金与福布莱特奖学金。在罗德奖学金的审批过程中，由于他太出色了——成绩全是满分，独立出书2本，跟教授合著出书4本，还有哈佛大学知名教授的力荐，审批委员会都准备把奖学金乖乖地交给他时，一位英文教授注意到他的作品有剽窃嫌疑，于是乎他的学术泡沫一下子就爆炸了，哈佛大学调查后将材料移交给警察，随后公诉机关介入，威勒在劫难逃。

2010年底，威勒承认了公诉方多达20条的所有罪行指控，包括盗窃、身份欺诈、伪造推荐信、以及学位欺诈等。他被判入狱2.5年，但只执行1个月，剩余刑期缓刑10年，在缓刑期间，他不得以其在哈佛非法经历蒙利——最主要的，这就堵死了他以诈骗经历蒙利的渠道，不能写一本《我怎么戏弄哈佛的》畅销书，通过另类手段获得不正当利益。他还需要退还哈佛在他身上的投资，包括他获得的所有资助与奖励，共计近4.6万美元。一年之后，威勒由于在求职信中声称是哈佛毕业生再次入狱，这次他需要坐满起码一年的牢。

威勒的欺骗手法一点都不高明，跟陆骏类似，只要一捅就破，但他在哈佛逍遥了三年时间，几乎修成正果。丑闻爆光后，哈佛也狼狈不堪，但哈佛随后针对欺诈者的打击则可圈可点，为挽回声誉起到了积极作用。

美国大学诚信为本，虽然针对造假剽窃惩处严厉，仍然无法杜绝此类现象，连哈佛都会中招。因此，即使是不存在制度上的缺陷，针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打击都任重而道远。中国科举式的评估机制给造假者提供了无穷机会，而没有相应的惩罚，骗到手的工资用不着退还，骗到手的学位不会吊销，中国就是一个劣材驱逐良材的土壤。可怜在科举制度中挣扎的学子了。

附1：有人向我夸耀中国之崛起，说中国大学都有底气聘美国教授了，我大笑出声，一个国家连评自己的教授的能力都没有，都要靠借助于外来标准，这很傻气，没有底气。把没有资历，只有潜力的学术新秀培育成大师，或者提供空间让其生长为大师，才算真正地有了底气，崛起了。暴发户挖点墙角，不少还带瑕疵，不叫崛起，叫寒酸。陆骏折射的不仅仅是中国学术造假盛行，还有整个学术界的低能——生产不出好苹果，还分辨不出苹果之好坏，真的很低能。

附2：威勒完美的简历Wheeler-redacted.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