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排行：学术竞争格局的影响者

越来越多的大学排行正在丰富着人们评判大学的标准，反映着高等教育的面貌，但同时也在改变着世界范围内的教育格局。

当前，世界众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建立了大量区域性和国际性的大学排行体系。一项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对91所英国大学的在线调查显示，许多大学已经将排行评估的绩效指标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和内部改革的推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大学排行折射出的大学的地位变迁，颠覆了杰出大学需要漫长历史积淀的传统，也使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大学获得了发展机会。

尽管普通大学可以通过特定战略实现大学排行位次的提升，但有研究发现，大学排行结果对后继的同行评议有很大影响力。这些评议与大学排行后的组织管理和绩效是否改善无关，“声望”指标的“晕轮效应”导致院校的地位具有相对稳定性。

同时，强调教育和科研经费支出的排行可能不利于大学管理效率的提高。从知识生产角度看，大学排行更多使用自然科学的文献引用指标，这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的研究不利。而且，院校排行地位的起伏并不必然反映其综合办学水平的变化，通过对统计方法的“操纵”，排行机构可以在大学不改变办学现状的情况下，“实现”院校地位的变化。

大学排行具有双重意义

从国际学术系统的角度看，大学排行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不同指标体系下的排行结果为公众提供了多角度观察学术生态的机会；另一方面，排行结果又通过各种机制悄然地改变着现有不同高等教育系统的地位格局。

以欧洲为例，该地区享有悠久的高等教育历史和声望，却一直受到现有国际大学排行体系的困扰。例如，瑞士、德国、芬兰等非英语国家的职业性院校传统上享有较高声誉，但那些强调综合指标和科研力量的国际大学排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各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多样性。

世界各国对彼此的大学评价都抱有各种不满的态度。于是便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大学评价。2007年，德国“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开始发布“欧洲卓越大学排行”，旨在为那些希望在欧洲国家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学生提供不同学科的信息。2009年，欧盟国家还推出了由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等国研究机构组成的“高等教育与研究绩效评估联盟”的大学排行，旨在克服已有排行的弊端，凸显被评高等教育系统在语言、文化、经济和历史背景的方面差异。而迄今为止，囊括学校数量最多的大学排行则是西班牙“国家研究委员会”推出的“世界大学网络排行”，它让发展中国家的大学也能获得自己相对地位方面的信息。

由于科研论文的引用率是很多大学排行的重要指标，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很少有机会在国际性刊物发表成果，导致他们的科研成果很难进入国际科研数据库。有鉴于此，最近在泰国的倡导下，东盟国家希望通过共同创办高质量的学术刊物，建立东盟国家的科研引用指标体系等途径，搭建起服务本地区大学的科研平台，最终提高本地区科研的国际知名度。

国际学术系统对大学排行的回应方式，受到了各国政府建立世界一流大学政策的强化。各国相关的公共政策有两大模式：第一是所谓“新自由模式”。此模式将大学排行作为一种市场机制，它或打破原有院校之间的均衡格局（如德国、法国），或强化原有的院校分层结构（如日本、中国），或强化科研评估（如英国），进而建立少数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第二是“社会—民主模式”，它旨在建立一种横向分化、高绩效、面向全球和强调学生经验的高等教育体系，采用此种模式的包括澳大利亚、爱尔兰、挪威等国。

从建立“一流大学”到建立“一流高教系统”

大学排行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影响也启迪着国内高等教育的发展，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要加强大学排行的问责制。为了保证大学排行发挥更积极的影响力，需要确保排行数据的准确性。政府应该制定相关政策，确保院校能获得得可靠的办学信息；确保院校有动力利用这些信息来提高教学、研究和服务质量。

其次，在目前的排行指标体系下，拥有悠久历史和资金充裕的研究型大学的地位依然难以撼动。国内少数精英大学和普通大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大学之间学术水平的鸿沟依然存在。但是，我们也看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正积极开展多样性的大学排行活动；不断完善的大学排行制度正在给“后起”的大学提供机会和竞争策略。大学排行可以成为我们重新审视“高等教育质量”多样化的内涵及其应对策略的契机。

第三，院校如想在不同排行体系中一贯地处于优势地位，就不能依赖“论文发表数量”之类粗放的发展方式，而需要将资源倾向于院校核心竞争力——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原创成果。以上海交大“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为例，虽然在过去10多年里，中国一些顶尖大学的排名有所起色，但我们注意到，这些大学整体地位的提升较多依赖“科学引文索引”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被收入论文的数量。事实上，我国顶尖大学在这一指标上的排名远好于它们的综合指标排名。只有强调科研成果的原创性，我国的大学才能在论文“被引用率”等更能代表学术质量的指标上取得突破。

最后，从公共政策选择看，与其把资源集中在少数精英大学身上，不如将目标定为建立一个具有世界竞争力的高等教育系统。政府应该着眼于建立一大批各具特色的大学，每所大学都能吸引世界级的专家和优秀的学生。一流的大学系统更能动员高等教育整体的潜力，并发挥其杠杆作用。这无疑是重大的高等教育政策理念的转向：政府需要克服将大学排行变成一种“零和游戏”的倾向，应通过设计一个更加平衡的高等教育制度来最大限度地兼顾学术卓越与社会公正。